在力所能及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民间找寻自己归属人群曾经的历史是每一个族群、民族和民族国家普遍的反应。通过找寻历史，群体不仅可以发现自己已逝经历的轨迹，使自己得到某种“归属感”，同时也可以部分地走进历史现场，接近历史真相，为群体勾勒出往日的路线图以期反观未来。族群作为一个有着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群范畴，找寻历史也是自身得以凝聚和区别于他群体的重要基础。对于如中国图瓦人一样没有自族群文本载史的族群而言，找寻历史的途径一方面来自民间各种各样的口述资料，另一方面也来自他族群历史文本中所记录的该族群历史断面。正如任何族群历史的追认图景一样，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历史在族群内部的民间口述与学术界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为此，族群的历史必定在这二者之间找寻符合逻辑与历史真相的共通点，即族群历史真相存在于口述与文本之间。通过对田野期间得到的中国图瓦人民间口述史的展示，对已见资料中民间口述史的罗列，结合学术界研究成果，参考相关他族群的历史过程，并综合分析比对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再现中国图瓦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族群形成的大致过程。

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历史追认在民间口述与学术界研究文本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口述中有研究文本，研究文本中有口述，是口述与文本之间的相互观照产物。其中，口述史主要反映了自中国图瓦人进入现居住地及之后的历史情形，其间自然携裹着神话、传说等，时间上限开始在800年之前；学术界的研究文本是在参考口述史的基础上，根据田野调查和有关历史文献的对照，将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历史上溯到了上古时期，描摹出了比较完整的图瓦人历史画面。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口述史一再强调了图瓦族群与蒙古人在族源上的同一性，即认为图瓦人是蒙古人的一个分支部落。并将自己进入现居住地的原因和历史直接与成吉思汗连接，进一步为图瓦族群和蒙古人之间的“同源”性提供了强大的佐证。而学术界的研究则与之完全相反，认为图瓦人在族源上与蒙古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中国图瓦人与蒙古人的关系非常亲近，乃至许多个体自称为“蒙古人”，但其族源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所辖的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西部的图瓦族实属一个族群，有着完全一样的族源历史，只是在后来的某个时期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了现在的居住地；二是关于中国图瓦人来到现在居住地的原因上，口述史直接将这段历史与成吉思汗相接，认为他们是随成吉思汗西征时留在该地的“守湖人”（或老、或伤残人员、或物资收集人员、或“看地”人员、或因有战功而受赏人员等），喀纳斯湖就是成吉思汗所赐之名，“喀纳斯”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则与之不同，几乎都认为中国图瓦人来到现居住地与成吉思汗没有关系，而是与某个时期内族群之间的冲突、挤压、战争下的迁移有关；三是口述史的上限是成吉思汗时代的800年前，对于之前的历史几乎没有反映，而学术界的研究则呈现了较完整的图瓦人历史过程；四是口述史中“再现”了中国图瓦人的“军人”身份，处处透露或表明了其作为军人后裔的“辉煌历史”，而在学术界的研究文本中则弱化了这一点，认为中国图瓦人迁居今地是和战争、族群冲突相关，但其本身是不是军人身份则未能可知。

诚然，在研究族群历史的过程中，口述史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附会、牵强、夸大、神化式的走样甚至面目全非，但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口述史中的信息，不能将口述史当成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混淆视听的“靠边材料”。口述史，作为一种流布于民间的“加工物”，尽管其内容的神话、传说色彩浓厚，但其中必然保留着一些族群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会深藏族群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真实图像。它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从口述史的背后，可以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何以形成，反映出了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即通过口述史，我们可以反观历史，再现历史现场和曾有的社会图景。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术研究下的历史，也不一定完全和历史真相画等号。任何历史都是在前人研究和新发现的材料（包括口述资料）之上的叠加式的“新的”观点或见解的确认，但是不是与历史事件可以完全重合则无法肯定。“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966357在更多的情况下，学术界所呈现的历史研究也只能是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研究者根据某种需要和目的对过去的重构，与历史真实定有一定的距离。在中国图瓦人的族源和历史追认中，无论是口述史还是学术界研究下的文本史，其内容的真假、与历史真相的距离无法确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总体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文本史一定比口述史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