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建构首先是以族群区分开始的，在“推—拉”模式作用下，族群进行的“划界”行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精英因为某种利好去利用、发挥、凸显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而在族群内外展开的族群建构行动。中国图瓦人的“图瓦人”族群建构开始于1980年代初以来学术精英对其族源的研究以及外界的持续关注，并在族群精英、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以及文化精英等的助推下延伸到了普通大众。问卷调查表明，中国图瓦人的族群意识、区分与建构现状的区域性差异主要是在白哈巴与喀纳斯、禾木之间，前者比后者的族群意识强烈；性别之间的差异表现为男性比女性更有族群意识；年龄差异表现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强烈；层次差异表现为精英层比普通民众更具有强烈的族群意识。这些差异在族群内部形成了重重的矛盾，并因族群建构中去蒙古化乃至试图通过国家层面谋求图瓦族民族身份确认的目的而引起了族群内外互相对立的层叠矛盾。正在发生的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区分与建构再次印证了族群建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趋向利好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也说明：族群建构绝对不是族群自身内部的行为，而是关涉民族国家权力的地方平衡及相关族群关系的演进博弈过程。

族群建构是与族群区分相伴随的，族群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该族群与他族群进行划界而加以区分的过程。“巴斯（Barth）有一个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无论何时、何地，群体认同的情感都是排他性的。换言之，人们对其群体或共同体的看法与他们对他群体、他共同体或局外者的看法密切相关。”966560当族群建构行动发生时，族群会将认为属于自族群的素材收集到边界之内，而将认为不属于自族群的素材推到边界之外，即族群建构中的“推—拉”模式。“推”指的是将自认为或他认为不属于自族群的成分（成员个体、文化系统等）拒推到族群边界之外，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将曾进入自族群体系的他族群成分剥离出来并拒推至界外；二是将认为是在他族群中的自族群的成分拉回到自族群边界之内；三是在自族群和他族群之间划出足以辨认的边界线。族群区分与建构的“推—拉”模式的关键是族群边界的划分。考察人类族群发展史、族群建构想象以及民族、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边界的确立始终是核心。这里，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构族群时人们认为什么是“我们”的而哪些不是“我们”的。人们一旦认为个体或文化系统属于自族群，则完全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建构、意识再造等途径完成族群成分的自族群化转变。当然，这并不是说族群的“拉”力是为所欲为的，之所以能“拉”，或者能“拉”得回来，是因为具备一定的历史、意识、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

通常情况下，族群的边界是既定的，即族群之间的居住地理范围、种族特征、文化相似度等是客观的存在，但其中也有主观的成分和想象性建构。“所谓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不尽然是客观存在的、依遗传学逻辑延续与散播的一些身体内外特征。一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常在人们的主观认同下，被集体选择、想象与建构。当这样的‘体质特征’想象与建构，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时，它影响个人的审美观与婚配对象选择，也因此多少影响该民族的体质构成内涵。”966561所以，族群边界的划分既有客观的事实又有主观的想象性建构，而以此为界在“推—拉”模式下聚揽的族群则更具有主观性特征，“一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常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或被主观理解的。因此，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这也证实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族群研究者的普遍认识——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被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966562

那么，族群边界是怎样划分的呢？在怎样的情况下族群边界才会产生，以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族群边界而不出现那样的边界呢？也即：族群边界是谁划分的呢？答案不证自明：是族群精英。族群精英往往通过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权威以及在族群中间的影响力，成为族群本身的代言人，也自然成为族群建构中的核心力量。“在国民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当中，获利最大的总是那些族群精英，因为他们往往是双语或者多语人，是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者，尤其是官方和地方、异地和本土之间的中间人，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知识、关系及其社会地位，使他们很容易代表本族群从政府获得各种物质和符号的资源。这些族群精英虽然不一定体现本族群的文化，不一定说本族语言，穿本族服装，行本族习惯，但他们却一定代表本族文化，或者是本族文化的象征。”966563在这个层面上族群精英和民族主义几乎是合拍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代表着同族的同胞，他们充满热情和慷慨。当他们身着民族服装在山中一边艰难跋涉一边在树林中空旷地里吟诵诗歌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变成大权在握的官僚、大使和部长。”966564而且，此情此景下的族群精英或民族主义已经将族群的区分和建构行为变成了自己的事业，而他本身是不是族群真正的一员已经并不重要。“我们不能只从政治人物宣称他们是在为‘民族’奋斗，就假定那个‘民族’的人们已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出现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民族’的概念到今天，已被滥用到足以混淆是非，不具任何严肃意义的程度。”966565

可见，族群边界是在族群精英的倡导和操纵下被划定出来的，而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随着近现代以来人类族群思想的形成和运动浪潮始发的，这点也与民族相仿。“就像其他严谨治学的学者一样，我也不认为‘民族’是天生不变的社会实体。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简言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966566族群的边界也是随着时空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的，是一定社会时代的产物。只要具备一定的孕育土壤，族群就会依据自己的需要来划定边界进而进行族群的再造，并在再造的过程中努力从遥远的过去寻找族群建构的“客观事实”。“许多相关的研究也一再证实：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以便界定该群体的本质，树立群体的边界（boundary），并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近年来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体都同意：民族乃是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这个范畴之所以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利用共同的自我称号（emic）及族源历史，来强调族群内部的一体性，并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者（other），同时更在主观上强化本族群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在各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起源的历史记忆或神话，更往往成为民族主义者谋求文化自主乃至政治独立的合法性基础。”966567

族群边界是随着族群建构的需要才显现的，也往往因族群精英的策划而变化。通常，族群建构是因某种利益或压力而产生。利益型建构指的是进行这样的族群建构会给族群本身或者族群团体、精英们带来一系列好处；压力型建构指的是族群受到外力的挤压之后以保护自我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族群凝聚意识和行动。前者如在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之内，建构一个新的族群共同体并将之确认为国家承认的独立民族之后，会依靠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给族群带来一系列政策优惠和特殊照顾；后者如当一个族群受到他族群的排挤、威胁甚至侵略时，族群成员会以共同的文化和血脉为旗得以聚揽并和他族群进行博弈。不论两种情况的始发原因是什么，但其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族群的建构将族群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族群合力，使族群意识得以增强，实现族群群体力量的增值。在某些特殊时期，族群建构会引发民族主义的产生，“历史已经证明，在一个民族兴盛或者衰亡的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尤其和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差距大的其他民族大面积接触时，更是如此。民族主义的内容并非单一，它至少包含两个类型：政治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文化族群主义（ethnicism）”。966568一旦这种族群和民族的认同产生，会对族群个体产生极大的影响，“民族认同感往往威力无比，能激发许多公民，即使不是大多数公民，产生一种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民族危机与战争时期，尤其如此。”966569

然而，族群的建构在一些情况下会发生非常复杂的分化现象，这些分化来自于族群精英层的分化和族群内部对重新进行的族群建构行动认可程度的不同，当前中国图瓦人的族群意识状况正是如此复杂的形式。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外界尤其是学术界对中国图瓦人族源的调查研究，中国图瓦人和俄罗斯联邦境内图瓦自治共和国内的图瓦族为同一族源的认识在部分中国图瓦人中逐渐树立起来，这就使得中国图瓦人的现有民族身份——蒙古族身份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1990年代以来，喀纳斯景区得到逐步开发，中国图瓦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也使图瓦人自己在展演族群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自豪感，政府管理部门、大众媒体、地方精英的宣传和倡导则使这个过程倍添动力，成为部分图瓦人进行新的族群建构的助推力。在此情形下，一部分图瓦精英直接向国家提出了对其进行图瓦族民族身份确认的请求，而另一部分精英却对此采取了反驳的态度。同时，一些蒙古族精英也强烈反对将图瓦人从蒙古族中剥离出去的企图。同样是一个图瓦人确认图瓦族民族身份的问题，却在族群边界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乃至非常矛盾的意见，这是十分有趣的人类学现象。目前的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族群区分与建构面前，矛盾是层叠的、累加的、交织的，是定会经过一个演进博弈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