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国图瓦人的研究说明：演进博弈是一切族群的基本轨程，是族群的普遍特性，任何一个族群的发展过程都充斥着各方面的演进博弈。族群演进博弈的动力来自于利益的角逐和资源的占有，根基源自对社会文化系统的维护与保持，导因则来自于自族群谋求发展的智慧和他族群的压力。在族群的演进博弈场内，既演绎着族群内部的纷争，也展现着与他族群的角力与对抗。演进博弈可以表现为冲突战争、械斗、肢体对抗等暴力抗衡，也可以表现为争论、竞争、改良等较量，甚至可以是悄无声息的承异性改变。一种族群的文化之所以成为族群特性表征，正是因为有族群精英们智慧贡献下的技能供给，也有他族群文化因素挤压下个体突变选择之后的群体模铸。但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逃脱演进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族群的演进博弈之场既内生于族群内部，也形成于外来社会文化系统压境之时。

将自己与他人区分是人类的本性，延伸至族群，也是如此，将族群经过民族国家身份确认的民族更是如此，“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这个民族必须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特性究竟是什么？’他们必须经常从各个方面进行探求，以维持政治上、思想上与他人的界线。”966688这种特性的始发点来自于地域环境下繁衍而出的族群本身。在某一地域边界之内，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会规制生活其间的人群形成适应周边环境的社会文化要素，这些后天的人为创造一旦形成内部可控的机制进行发展，就会在人群内部衍生出一整套的社会文化系统，形成自然地理环境、人、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互相牵制、依存和协调发展的互动格局。这个过程是人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也是社会文化系统适应环境的过程。如果说外部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可以长时间存在的话，那么，每一个个体的人则是短时间内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的短暂存在物。当每一个人生下来时，他的自然化和社会化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形塑过程。如果说每一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在整体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作用的话，那么，精英比一般民众更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和技能，尽管精英也来自民众。通常情况下，精英掌握着比普通民众更多的知识，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有更强的权威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也因而更有可能实现社会文化系统的突变和创新，引领和传布社会文化新技艺、新方式以及新思维。在个体层面上，也最有可能推动族群内部的演进博弈之轮。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族群社会文化系统内部，仅因精英的智慧和想象力而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去创新、再铸社会文化新因子的事例比比皆是。实质上，很多族群社会文化系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靠着这种力量在进行，族群的原初社会文化系统也正是由此才得以形成。在这种模式下，精英们不断地完善和创新着族群内部的社会文化系统，凭借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力，得以使新的文化因子不断产生、扩展、散播，并成为族群文化系统的一个个漏洞补丁或添彩物。自然，并不是所有精英的发明和创新都会成为族群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闪亮和存续之点，闪亮和存续与否取决于群体选择与族群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以及社会条件土壤的适应程度，其中充满着偶然也有着必然，但一定是一个演进博弈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精英智慧引领下的突变选择可能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英雄，也有可能使其臭名昭著；他有可能因此受到人们的拥戴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也有可能因此断送性命。但无论怎样，他对原有社会文化系统的突变或“创新”，使社会文化系统的演进博弈之轮发生转动。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法抹杀来自族群内部的对其社会文化系统的形塑、推动、完善和变异之力。值得强调的是，每一次、每一个来自族群内部的推动性变异都是在原有社会文化基础之上进行的，是继承性的变异，即“承异”。所以，从族群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的运行来看，没有开端，也没有零起点。“我们的思维定式很容易使我们倾向于寻找‘开端’；可在人的发展中没有一个点，从这一点可说：在其前尚无‘理智’，而这时才出现了它；以前尚无自我强制，尚无‘自控’，而今，在这一或那一世纪它们才突然出现。所有的现象都没有什么零起点。不过要是做如是想：以前的一切就像现在有的一切一样，都是一直存在着的，那也无法对付实际发生的事实。”966689因此，所有的承异都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结点，是社会文化系统运行的一次能量输入。也正因如此，承异往往是有阻力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实践磨炼，因为它需要变异“传统”，需要突破惯习，甚至因此会撼动群体内某些阶层、团体的既有利益。当一种迥异于我们社会文化系统中久已存在思想、行为、技能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的本能反应首先是吃惊和诧异，它的传布必定经过一个调整过程。正如埃利亚斯所言：“一些我们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适应了现时社会的水准，并对它形成了条件反射的缘故——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地、费力地学会并使之固定下来。无论是像叉子这样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还是更大一些、更重要一些的行为方式都是如此。”966690即使是一经出现就广受人们欢迎和青睐的承异，从它的推出、选择、模仿、传布到成为群体的社会文化因子，也是典型的演进博弈过程，需要时间去传布到族群整体之中。

族群内部的演进博弈之力不仅来自于上述承异时的反映，还来自于族群内部次群体的划分、阶层的不同、精英层的分化、区域性差异以及因个体曾经的族群身份记忆的复杂性而形成的观点冲突和利益矛盾。首先，由于族群发展中的内部结构不同，族群次群体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正如中国图瓦人族群内部有库克孟恰克、喀喇索彦、克孜索彦、阿克索彦等部落之分，在每个部落内部又有着不同的宗族、家族等差别一样，任何族群在向他族群显示“同一”文化表征的同时，其内部必定有着次群体之间的差异。在他族群看来表里如一的同一族群，在族群内部却深藏着次群体之别。次群体的客观存在增加了族群内部的博弈力量，使一些承异因次群体的不同而发生演进博弈之势，因为一个次群体内部出现的符合该次群体利益的承异不一定承载了其他次群体的利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在某一次群体之内的精英，也常因次群体身份而遭受族群内其他次群体的攻伐。即：次群体身份常会影响到精英对社会文化因子的承异。事实证明，一个族群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族群压力，处于内部稳定发展的时期时，次群体之间的差异往往会被放大；反之，族群则会淡化次群体之间的差异而强调族群内部的同一性。其次，族群内部的阶层分别乃司空见惯，这些差别可以表现在精英和一般民众之间、权力人士与普通大众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也可以表现在富有人士和一般民众之间，衡量的大致标准就是他们所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当某一个阶层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而产生与原有社会文化系统格格不入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技能抑或新方式时，由于阶层之间的差别，常会导致其他阶层的质疑、反对甚至激烈的冲突性对抗，从而使族群进入因不同阶层对社会文化系统的承异差别引发的演进博弈之场。再次，族群精英往往是分化的群体，不太可能形成同一声音的利益集团。当族群精英因为立场、观点、利益的不同而产生分化时，由他们引领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承异也就自然进入了纷争局面。族群精英对社会文化因子的突破和创新一旦产生后，其成果的转化往往经过一定人群的接受和消化之后才逐步传布开来，由族群精英直接将承异传布到整个族群社会的事例少之又少，所以，精英承异的传布必定经过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充当中间人的作用。“某一个社会阶层在社会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成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并为其他阶层形成模式，而这一模式又在其他阶层中传播开来，并在那儿被接受，这一切都是以整个社会所处的某种特殊状况和特殊结构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一部分人的任务是形成模式，而另一部分人的任务则是领会和推广这一模式。”966691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精英层本身发生分化，其传布层也随之发生集团性分离。如此，因为精英的分化会导致族群内部以各自精英为核心的集团，彼此之间的演进博弈也因此产生。另外，族群虽然生活在大致的地理边界之内，但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内的人群也常因区域性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价值趋向和利益选择。这种差异一方面来自不同区域之间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某些因子的变异，另一方面也来自不同区域的人群与周边族群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程度不一。正如在中国图瓦人三地中白哈巴和喀纳斯、禾木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的明显差异一样，族群区域之间的差异一旦形成，会潜移默化地沉淀在区域内的社会文化子系统之中，形成影响族群个体价值判断和趋向乃至对承异反应的千人一面式的潜在力量。显然，区域之间的差异一旦进入族群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之场，因此引发的演进博弈也在所难免。最后，影响族群内部演进博弈的重要因素还有个体曾经的族群身份记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某一族群内部，由于种种原因进入的他族群个体是常有的现象。这些他族群个体原本并不是本族群成员，但从各自的途径进入并已经成为本族群的一员。在一些场合下，他们表现出与现族群一致的文化表征，但在另一些特殊的场合和情景下，他们却能追认到自己曾经的族群身份，表现出原族群的文化表征，造成了文化表征上的情景性或工具性，从而引发族群内部对某些承异的演进博弈。现阶段中国图瓦人内部表现出的图瓦族群和蒙古族群区分认同中的互相对立现象，其中一些族群个体曾经的族群身份记忆起到了关键的分野作用。追寻主张图瓦人是蒙古族分支而反对进行“图瓦族”民族身份确认的个体曾经的族群身份，可以从他们口中直接得到他们曾经的蒙古族群身份（这种身份也常被现族群中的其他个体区分出来）。如果类似的个体在现族群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就会形成他们对原族群的社会文化集体图像，在某些情景与场合下，这些图像就会跳出来影响到他们对现族群文化表征的体认与自己原族群身份的追忆。“集体记忆‘从内部’表现着它所涉及的那个群体或社会。这种集体记忆脱离不了社会群体的自我解释和主体（之间的）内部看法；它维系着连续性的感觉；它为传承提供保障。因此，社会群体在巩固着一幅过去的图像，在这幅图像里，即便在文化演变速度加快的条件下，社会群体也能一再认出自己，并能重申自己的自我评价。”966692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任何族群都不太可能保持纯而又纯的族群个体界线。进入族群的他族群个体在可能追认到自己曾经族群身份的情况下，情景性或工具性的族群追认就有可能随时产生。也就是说，在外界或某些情景下看来确凿无疑的一些族群个体的族群身份并不是可靠的，这种族群个体身份的游弋性和复合性直接导致了族群内部一些社会文化因子承异时的演进博弈局面。同时，族群内部因个体性别、年龄差异而形成的对社会文化系统的承异也常常引发内部的演进博弈。

对中国图瓦人的研究也证明：除承异式的内部演进博弈之外，族群社会文化系统也多因外部力量的到来和挤压形成更为强烈的演进博弈之场。“很容易想象，突然引进的技术及其引起的一切加速运动必然在各个文明的内部规则里，在各自的物质和精神领域里造成大变动。但这个规则并不明确，它以文明而异，每一个文明也因它而异，每一个文明在面对这一规则时，不由自主地受限于古老而且牢固的现实——因为现实就是它的结构本身，每一个文明都被置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上。正是由于古老的‘态度’与新的‘必要性’之间的冲突或和谐，每一民族每日在铸造着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现实’”。966693因为外来族群的到来形成的自族群边界维持式的演进博弈的源头，来自于族群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族群对突如其来的外来族群具有本能的仇外倾向。“简单的、带有暴力倾向的仇外现象在任何地方都很活跃。从字面上看，仇外指的是对外族的恐惧。恐惧会在脑中萦绕，继而变成仇视。从现代思想体系的角度分析，仇外思想就是对外族的仇恨情绪。……与某些打着伪科学和伪历史学幌子的种族主义不同，仇外现象不能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只是一种古老原始的心理。”966694这种仇恨心理和反应尤其在外来族群进入的初期表现得最为强烈，它一方面反应出了族群在看到不同于自己社会文化系统时的诧异、审视、甚至惊惶情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族群对他族群进入目的的怀疑。一般而言，他族群或其社会文化系统的到来会在两个层面上引起连锁反应：族群整体的直接对抗、族群社会文化系统的被冲击和重构。同时，族群内部各结构因对他族群态度的不同和变化而导致更为复杂的演进博弈图景。

造成与到来族群或社会文化因子演进博弈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任何族群都不愿失去自己及其社会文化系统。对于一个已经发展出风格鲜明、体系比较完整社会文化系统的族群而言，族群自我发展的机制和系统所创造出的族群财富足以使它对自我充满自豪感。外来族群的到来和进入一旦有威胁本族群的迹象，则势必引起族群的对抗，两者之间的演进博弈也随之产生。不论是外来族群有强大的威慑力还是明显的优势，本族群都会在受到冲击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上进行突变和选择，将自族群因子和外来因子巧妙结合，使外来因子得以“本族化”，也使本族群因子得以“外来化”，形成内外皆有的新的社会文化因子再造和重构。也就是说，族群在外来族群面前，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着自族群社会文化系统的存续。自然，这种存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承异性的。所以，中国图瓦人尽管有着几百年漫长的蒙古化历程，但依然存续了许多自族群特性，即使是那些外表似乎已经明显受蒙古族群影响的社会文化因子，实质上已改头换面，成为深藏自族群因子的本族化社会文化系统。

原因之二是对既有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和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族群往往对既定资源有着不可质疑和不容撼动的垄断性占有，理由尽管只是“自古或许久以来就是如此”，但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普遍遵循的规则。在这种不允撼动的判断下，外来族群一旦进入，就势必引起与既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为外来族群无论以何种方式和途径、无论以怎样的目的和口号进入，都是以分享既有族群的既定资源为前提的。这种情况下，族群内部成员主动地从外来族群中进行“拿来”式的交流，也无法避免演进博弈的发生。“但是并非每一次交流都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无论是对思想方式、信仰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仅仅对工具的借鉴都存在着抵制。有些抵制是有意的，非常明确的，另一些则是盲目的，似乎是由于门户关闭或封锁造成的。当然，每一种抵制，特别是自觉的和反复申明的抵制，是极其重要的。正是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文明做出坚决的选择，并以此肯定和揭示自己”。966695更为复杂的是，社会文化体系完备尤其是人口数量庞大的族群，随着自身的发展也必定要扩充自己的既有边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内部资源需求。通常情况下，自族群边界的扩充也就意味着挤压他族群的边界，长此以往，就会在相邻族群边界之间形成缓冲区域。这些区域往往成为族群之间社会文化的“复合”地带，也成为进一步向族群核心区域输送他族群社会文化因子的基地。“文化区域之于地理学的关系比人类学家一般承认的要大得多。而且，它是一个具有中心、‘核心’和边界的区域。在边界处能够最经常地发现最有特征的方面、现象和张力。有时这些边界及其囊括的区域是极其广大的。”966696在以族群之间缓冲区为前沿的族群社会文化交流中，各种因子在交流过程中有输出，有借鉴，有占有，甚至有吞并，演进博弈的特征非常明显。“所有这些文化财产、文明的微观因素总是在流动（正是这一点使它们有别于普通的社会现象）。各种文明在同时交替输出和借鉴它们。一些文明是贪婪的，一些文明是慷慨的。这种广泛的交往从未停止。”966696如果把上述状态纳入到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族群之间的社会文化交往就是一个长期较量和互补的演进博弈之场。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强大族群常凭借难以抗拒的力量将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嵌入或推行至弱小族群中间，造成这些族群社会文化的解构。但历史事实表明，这种解构往往不可能是彻底的，更不可能将族群原有社会文化因子完全抹去，族群总会找寻合适的空间使原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因子得以保留或实现承异性潜藏。即使是出现表象上族群社会文化的“消解”，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而已。“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各种各样的摇摆现象。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内部和外部的约束往往会一会儿前移，一会儿倒退。这些左右摇摆的现象，特别是当我们注视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时，很容易使我们看不清这一发展的总趋势。……然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则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小小的回流，只是包罗万象的文明进程中各个阶段内所一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发展变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折。”966698“广阔的现实尚在形成之中，因而有一种巨大的‘扩散’在起作用。它不仅滋扰着文明之间曾经存在的平静而古老的关系，而且滋扰着每一文明的内部关系。”966699反过来看，一族群的社会文化因子不论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进入另一族群中间，它必定面临着被改变、被他族群化。就此意义而言，任何族群表象上看似对他族群的社会文化“侵入”，都必须付出一定成本，族群社会文化之间的演进博弈就是最终求得各方利益平衡的过程。

原因之三是族群在现时需要背景下对历史的“重前略后”性选择和利用。面对当下的演进博弈，族群往往是从历史万象中选择性地找寻有利于自己族群利益表达的材料，往往找寻现时需要下的历史表相而不是历史真相，表现出族群利益需要下的“重前略后”性特征。“共同文化往往被看作是集体（种族的和民族的）认同的基础，而集体认同又往往被当作是公民身份的基础（通过民族性）。现代民族社会兴起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学，常常顺着这个分析思路前行，探讨共同价值标准、共同的神话和象征、集体记忆和传统、共同的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这个分析往往更加看重‘遗存’和‘共同的过去’，而不是‘共同的未来’，甚至于不是‘共同的现在’”。966700所以，尽管族群看重的过去之“遗存”并不可靠，其中夹杂着想象性的构建或再造，但这并不影响现时背景下它们在族群中发挥某种功用，以此看来，出于利益权衡下的不同族群对同一历史的选择、使用和解读，也常会导致族群间的演进博弈。“但是，在许多民族国家，历史是民族性群体之间产生怨恨和分裂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形成一种共有的自豪感的根源。在多数民族中激发自豪感的那些人与事，常常在民族性少数群体中产生一种背叛感。此外，对历史的依赖通常会需要对历史进行完全选择性的，甚至操纵性的重新讲述。厄恩斯特·伦南（Ernst Renan）曾经指出，民族认同所伴随的历史的遗忘与对历史的记忆一样多。为了在民族国家中建构一种共同的认同感，可能需要对历史进行更为选择性的记忆。”966701可见，族群的历史记忆“重前略后”性选择是导发族群之间演进博弈的一个重要导因。在这种情形下，族群之间只有透过历史争论表相，立足现时，关键是面向未来，才能减少和化解演进博弈。正如王明珂所言：“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产生对历史（所谓史实）的争议，因此也常导致各自坚持其历史的人群的矛盾与冲突。而我所称的历史诠释，并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而期望从表相中了解本相，此也是一种启示知识（knowledge of revelation）。希望知识能让我们了解‘过去’，因而对我们所处之‘现在’多一些的认识，也期望能因此化解人群间的冲突与敌意。”966702综上，族群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在边界内外进行演进博弈、寻求相对利益平衡的过程。

对中国图瓦人而言（对许多边界族群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现有几个民族国家边界是近现代以来才确定下来的，实行严格的国家边界管制则是从当代才开始的，边界，是他者的而非承受者自己的制造。造成中国图瓦人“边界性”的是久远以来其居住生活在几大族群边界之间的事实，图瓦族群的“夹缝”处境是造就其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在某一短时段内，控制图瓦族群的族群因有坚挺势力而能使其社会文化更多地呈单向流动的话，那么，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因为周边族群势力的彼此消长和时强时弱，图瓦族群则处于这些族群你来我往的摆钟式的边界缓冲区之内。图瓦语、哈萨克语，汉族和蒙古文化，俄罗斯风情……边界缓冲区内族群的特征在图瓦族群身上展现无遗。回顾这一切的形成历程，族群的演进博弈之路清晰可见。

族群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族群社会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一成不变的族群，更没有亘古稳定的社会文化系统。尽管人类总是试图规制社会文化发展的走向，在某些短时期内也的确向人们规制的方向发展，但从族群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族群的演进博弈性发展轨程充满了变数。通过对中国图瓦人的研究，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族群发展过程中族群内外根据现时的需要和条件所呈现的演进博弈特征；而我们基于以上追溯与分析还能再看到的，只是族群必将继续在与变化着的需要与条件的演进博弈中——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