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现代化的途中，乡村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一个有着深厚农业文明传统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似乎只有乡土文学最能本质和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兴衰和民族的衍变，只有农民形象最能集中和准确地折射出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之火花。回望乡土小说的历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等一代文人开创乡土文学的“启蒙叙事”，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式”写作，到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的“民间叙述”，直到五六十年代柳青、梁斌等对时代的“宏大叙事”，再到80年代农村变革小说和文化寻根小说，毫不夸张地说，乡土小说创作始终是文学表现时代生活的“圣地”和“宝库”，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风骚”，成为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而与此相应的则是城市的艰难表达。在乡村覆盖城市的历史书写中，缺少城市文化的参照坐标，或者说审视城市时采用向下的写作方式，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了乡土小说局限于自身、局限于主流意识形态而不断被遮蔽的历史创作。乡土想象的宗教性、自足性和封闭性遮蔽了现实（尤其是乡土现实）的真相，阻塞了乡村和城市的对话路径，延缓了乡土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融合和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对于中国文学的叙事来说，既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护身符，又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紧箍咒。

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则正是在以城市为叙述动力中凸显其创作价值：它包含两个向度，即乡村的流动和城乡的碰撞、交流和对话。这种双向流动性的开放式结构对叙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以最大的“关联性”把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等诸多因素放在一个平台上相互纠葛、互相冲突，以呈现乡村世界太过复杂、互相矛盾的真实存在。由此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真正被作家纳入现代性视野，它更新了描写农村和农民工的传统和方式：既不像鲁迅所代表的乡土小说创作那样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立场为荣，而甘愿把自己视为他所努力描写的民间世界的一分子，切身体验着农民“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追求，以一种反观的姿态审视这种发展过程；也不再像沈从文的“传统”那样借乡村世界追寻一种“梦”与“真”，守望一种美丽的神话，而是暴露乡村及其传统的恶魔性因素，乡村记忆作为一种批判对象而达到了书写乡土中国的另一种高度，同时对商业化的都市上流社会不再持嘲讽的口吻。这种面向现实、不再规避城市与现代化关系的叙述方式凸显了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作为乡村小说中一种新的元素的诞生，农民工题材小说所带来的问题、新的视野和新的可能性都有它极为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这些差异性创作中以记忆与重构的方式再现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和农民的命运起伏，并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其对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挤压，对现代化过程中原有制度、体制的缺陷和尚未建立形成的制度与体制的缺失生成的农民工命运悲剧的描绘，都体现了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文学批判的现代性征候和社会学意义。在这背后，是作家审美观念的改变，是作家摆脱了“神圣”观念的统摄（包括各种宏大叙事、政治的、思想的及文化的），对日常生活进行诗学上的肯定，回归到人性及社会的现实层面，并做出独特的叙事和价值判断。正是世俗存在的、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和农民工，让我们看到备受现代文明、经济和政治挤压的乡村的另一面：现代文明从来都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它极力要融入现代化进程，只是这一融入过程，有太多的悲喜剧。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以双向否定性的叙述方式透露出当代乡村小说创作的美学变动，使其呈现出此前乡土小说创作中很少体现的悲剧意识。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社会学意义和审美意义将是笔者探讨其艺术价值的三个重心。值得说明的是，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的艺术价值是多方面的，笔者仅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谈，并非面面俱到，而只是从论者认为最能突出其特色的角度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