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也扭转了长期困扰全国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短缺局面；二是通过税费改革和全面免除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困境得到缓解，农民开始向全面实现小康迈进；三是目前正在推进的以改革农村上层建筑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

上述三大阶段的农村改革，安徽都走在最前面，起到了先导作用。

许多经济学家描述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状况，大多用“两头冒尖”的话来概括其特点，意思是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冒出的问题也很突出。这是合乎实际的。农村改革尤为如此。

目前农村改革凸显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城乡差距趋势扩大，临近恶性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为1：2.57；1984年缩小到1：1.8；此后即连年反弹，到1996年反弹到改革开放前的初始状况，回复到1：2.6。进入21世纪后，更是逐年扩大，2001年突破1：3。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如今五年时间过去了，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势头仍未能遏制住。城乡差距比例2005年达到1：3.2，2006年上升为1：3.3；2007年为1：3.33。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则高达43.1%。以上说的是全国情况，安徽也大体如此。

说临近恶性状态，是指从近几年城乡差距扩大的百分点来看，虽然只在0.1左右摆动，似乎不大，但由于基数加大了，所导致的绝对收入额差距却十分惊人。如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农村人均收入为2476元，绝对额相差为5227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村人均收入为4140元，绝对额相差为9646元。按现行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计算，平均1个城镇居民仅超过农村人均收入的部分，即相当于农村9～12个低收入人口的合计收入。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城乡差距的恶性状态。

第二，农村很难同城市人口一起分享全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30年来，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55个，城市等级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加了100个；全国城镇建成区总面积扩大了36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过去2000多年形成的城镇总面积。城镇空间的扩张，意味着全社会经济资源向城镇大规模集中。2007年，城市完成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2/3以上。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提供的生产要素仅土地一项近10年就达到1.24亿亩，农民工达1.3亿人左右，还有大量的农村储蓄资金倒流到城市。显然，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村所分享到的成果甚微，仅限于少量土地补偿金、低薄的农民工工资和近几年才有的少量惠农补贴。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城市剥削农村在改革形势下新的演绎，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这是造成“三农”困境的根本原因。

第三，人口城镇化率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超过农村负荷的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加重了农村负担，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2007年，全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为11.7：49.2：39.1；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合计为88.3%，亦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化率。按照国际经验，人口的就业结构一般应与工业化率相适应，反映在城乡空间的概念，就是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大体相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17.9%，目前已上升到44%，但这只是按常住人口计算的所谓名义上的城市化率，而按户籍计算，并没有那么多。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也随之加速，成绩很大；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城镇化仍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让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在农村。这意味着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能从占GDP总额11.7%的第一产业中求生存、求发展和获取利益，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是不难想象的。

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强，农业仍是最大隐忧。主要表现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产品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土地、环境、水资源面临严峻挑战，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现代农业发展缓慢，抗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差，等等。这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隐忧还是在农业，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基础脆弱。所以，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绷紧，解决好‘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这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不能只停留在认识上，一定要有真正配套的具体、扎实、得力的措施，不尚空谈。省、市、县级政府尤其要关注这一点。

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始终是发展的动力，改革没有穷期，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在更新的层面上深化农村改革。

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现对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