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的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将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因而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是寻求合理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适应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步伐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对搬迁前后塔吉克人的文化适应进行了调查分析，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看，很好地结合了文化适应的观点对塔吉克人的环境适应（主动和被动）做出了解释。为了对塔吉克人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课题组对塔吉克人搬迁前后的状况从生态环境（水资源）、生产环境（农业和牧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语言生活）和社区环境（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和女性社会化以及民族交往）四个维度来考量，应当说这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搬迁和文化适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对于认识现代塔吉克族社会和其文化变化发展的规律绝对是有必要的。

对于文化适应，历来学者们都认为：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相互接触、联系，从而改变了本群体原来的文化模式。研究塔吉克族的文化适应的意义在于：随着环境和时空的变化，这一研究成果可以用来解释同一民族内部因环境变迁所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和生计策略。文化适应的“适应”可以是被动地接受，也可以有主动改变的内涵。适应是一个体系，是全方位的。这是因为在塔吉克族社会的个案中，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塔吉克族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既不是完全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完全接受新的文化，而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找到积极适应的部分并发挥其潜在的优势，对于不适应的文化碎片也并未完全抛弃，他们认为这些不适应的文化碎片只是缺乏其生存的环境而已，当其回到原有的生存环境中，就会继续保持原有的效力。

通过对塔什库尔干县县城、大同乡、塔什库尔干乡、提孜那甫乡以及塔吉克阿巴提镇移民搬迁情况的了解，我们注意到山上和山下有以下几点区别：第一，海拔的变化。山上的平均海拔达4000米以上，而山下的平均海拔只有1178米，海拔的不同引发了植物群落分布的差异和人们生产方式的不同。第二，生产方式的急剧变迁。山下草场的缺失带来了家用牲畜的变化和不同的养殖模式。在山下，牧业文化骤减，打破了半游牧、半农业社会的生产平衡，传统的粗放型农业转变为精耕细作型农业，放养式牧业转变为圈养式牧业。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转型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移民对新的农业、牧业技术的学习和适应有一个过程。第三，各种环境的变化引起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语言文化观念的变化，并形成新环境中的文化适应体系。第四，生态环境引起社区环境的变化。以前大多是同民族、同区域之间的交往，现在，塔吉克族和周边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汉族的交往机会增多，需要塔吉克族在心理和行为上进行调适。

雷蒙德·费思（Raymond Firth）在谈到社会变迁的时候，认为社会变迁是出于两种力量——内在的和外在的动力。内在的动力包括技术的发明、个人争夺土地和权力、喜欢探求问题的天才们更新他们的思想、人口对生计的压力，以及气候的变化，等等。外在的动力可以是出自本土内部，也可以是由于邻近文明社会的影响。995684通过塔吉克族搬迁的个案，既能看到塔吉克族人口压力的内部动因，也能看到政府做出的努力。

关于迁移原因，最通常的理论是人口研究学者和地理研究学者所提出的“推-拉”理论，即一些人的迁移是因为他们被推出了他们的家乡，而另一些人的迁移是因为他们被拉到或者吸引到一个新的地方。塔吉克阿巴提镇的移民主要是因为洪水而被迫搬迁，这种“拉”的力量来自外力，但从深层次来看，也是塔吉克族自身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压力预警。文化适应的双重性要求塔吉克文化必须在生态、生产、生活和社区四方面保持平衡，从逻辑上讲，达成平衡的方式自然不可能千篇一律，这就意味着在同一种文化中可以生长并且延续两种乃至若干种很不相同的环境，同一文化体系内的人可以适应不同的居住环境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文化的适应具有多样选择的特点，是双重进化理念的逻辑结果。

人类社会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变迁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漫漫长河中，文化的进程一直随着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在《文化的变异》一书中所说：“正如没有哪个人会永远不死一样，也没有哪种文化模式会永远不变。”995685物竞天择，一切生物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态位”上，而文化生存空间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态位”。塔吉克文化的包容性越大，其生存空间就会越广。塔吉克族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与现代化密切相关，二者并不矛盾。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在先还是在后，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必然会有的存在形式。

关于“适应”，恐怕是最难讨论的，在移民搬迁这件事上，我们关注更多的似乎是移民搬迁点环境的好与坏。其实，在调查和研究了这么多年后，我觉得：现在再讨论环境的好坏，似乎其意义和影响都不那么大了。为什么？我认为，论证移民搬迁点环境的好坏应该在政府做决定之前。现在已经搬迁13年了，再去说这里环境恶劣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只能引发“马后炮”的遗憾和对下次移民搬迁点论证的期待。不然，还能是什么呢？从塔吉克族移民搬迁这件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引导性搬迁”。因为将心比心，对于塔吉克族社会而言，不管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存在适应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搬迁到更好的地方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如果从政府层面考量，确实没有更好的地址可选。那对于学者而言，还较劲地去说“环境不够理想”就真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了！

所以，还是将精力和重点放在可操作的层面——“适应”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如果把在农村住久的父母接到都市丛林的高楼大厦里，即便让他们天天喝牛奶、吃西餐，他们仍然会“不适应”。这个例子与移民搬迁具有可比较性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在短时间内直接从一个熟悉的、习惯了的生活环境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不习惯的生活环境，这个时间可以短到一天或者几个小时之内。但不同的是，新疆移民搬迁多了一层“民族”问题，会牵扯到一个民族的生存和自我发展问题。因此，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物质文化会成为移民搬迁适应中的重要问题，却不是决定性问题。我的意思是，无论条件好与坏，都会存在适应问题，如果条件好，对于想搬迁的人群而言，在心理上的影响会更积极一些，而对于恋旧、不愿搬迁的人群而言，适应周期就会相对短一些。

古人云：“既来之，则安之。”（我以为，这里的“来”和“安”都是使动用法，即“使之来”和“使之安”。）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已经使之来，我们如何使之安？这里的“我们”应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民族社会的精英。众所周知，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家无法为了保存一种文化而让一个民族永远不发展。要发展就得求变。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嫌政府做的太多了。难道对于受灾的民族而言，“自生自灭”是最好的选择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此，如果最终结果好，那当然是政府的功劳；如果最终结果不好，也自然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我以为，使之安中的“之”要分别对待：第一类，对主动愿意“安”的人就要鼓励、支持，让他们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第二类，对不那么情愿“安”的人就需要政府和民族社会的精英积极做动员工作，让他们参与并加入第一类人群之中；第三类，对不愿“安”的人就大度地允许他们再搬回去。以上仅仅是对适应人群的层次分析。

移民搬迁必然导致其所在环境变迁，因为很难找到一个与原来完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环境变迁必将带来文化上的适应。我们试图建构以下模型和认识（见图7-1）。

图7-1 移民搬迁、环境变迁、文化适应的模型

在环境变迁方面：第一，在移民搬迁前应组织生态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专家对搬迁点的环境进行评估；第二，在移民搬迁前应由要移民的群体参与这项决策，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第三，选定移民搬迁点之后再讨论该地生态环境的好坏的意义不大，应将重心转移到如何治理和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上，不再做无用的批评或抱怨；第四，环境变迁应当包括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社区环境等多方面；第五，环境变迁必将引发文化上的适应。

在文化适应方面：第一，应当通过环境变迁系统中各因素的变化找到文化适应的策略；第二，文化适应的实质应当是生存适应，即能否解决生存问题；第三，文化适应的对象应采取群体分层，政府工作不能搞“一刀切”；第四，环境变迁必将导致文化变化，可能涉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第五，文化适应是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性；第六，文化适应策略不仅需要他力，更需要自力，这样才能实现生存独立。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探讨是什么原因使高原塔吉克族进行移民搬迁，在山上的塔吉克人形成了哪些文化适应；其次，讨论在搬迁到平原之后，塔吉克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又是如何形成新的文化适应；再次，通过逐一分析、比较和讨论，得出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体系的结论；最后，论述文化适应应从相应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生产环境的适应、生活环境的适应和社区环境的适应中获得。

本书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一个民族的迁徙带来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其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的变迁，由此产生新的文化适应模式。因此，迁徙的人群中必定会有一部分人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一般来说，虽然基于改善自然环境的任何迁移都是以环境的好与坏为原因和前提，但这一项目的成功与否还与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有关，毫无疑问，应当对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给予较多的关注。再次，实现塔吉克族的发展不仅要具有经济实力，而且还要具有文化厚度和民族魅力，经过提炼和改造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民族现代化的宝贵财富。总的来说，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是辨证的，即：文化适应是在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形成的，没有环境的变迁，与之相关的文化适应就没有发生的基础；环境变迁更好地体现了文化的适应能力。文化的适应力越强，环境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力就越小；反之，文化的适应力越弱，环境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力就越大。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相辅相成，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