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耘耕：各位老师、同学，从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在这2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改变。最近我们通过对2003～2012年十年间的“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改变，它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老百姓的社会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新媒体改变了什么？从我个人经验和亲身体验而言，中国的互联网和欧美的互联网在功能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欧美的互联网更像一种商务平台、人际交流平台以及舆论平台，而中国的互联网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更像一个公众参与、民意得以充分表达的广场。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价值要远远超过欧美国家。下面欢迎同学们积极提问。

学生提问一：我想请老师谈一谈对网络“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等问题的看法。

郝晓鸣：这个问题与网络实名制存在一定的关系。就我而言，我一直反对网络实名制。但实名制还是有许多好处的，比如网络实名制后，参与者在网络发言的时候就可能从对方角度考虑，就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表达；对方也会比较容易接受。进一步而言，来自网络陌生人的指责，你可能接受不了，但如果实名制之后，一个熟人的指责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谢耘耕：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使用舆论监督权，另一方面通过微博爆料，存在可能侵犯别人隐私的问题。如何协调舆论监督权和隐私权，成为关键。我们请教一下法学教授。

季卫东：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容易被激化，各种关系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公众舆论；另一方面，因为市场化和对个人的重新定位，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对公众人物而言，他的隐私权保护门槛要降低，而言论自由度要提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利益；但是对一般群众，要尽可能地保护个人隐私。

如果一味地通过监控的方式来控制舆论，可能会适得其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但如果完全放开，不进行任何的限制，那么所谓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可能变成“公共厕所”——什么信息都在里面，甚至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特别是语言伤害。语言伤害和暴力伤害的后果是同样严重的，甚至语言伤害更甚。为了遏制不良的语言伤害，净化和约束网络话语空间，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处理方法是发布不实消息的人需要承担相应的造谣责任。当然，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强调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要忘了还要有自律，这两者是平衡的。

吴宜蓁：其实“人肉搜索”的问题在台湾也非常严重。台湾有专门的媒体素养课程，主要内容是针对媒介消费者的，课程主要内容是针对如何解读媒体，以及如何面对由媒体或其他消息源导致的一些不实信息。从网络角度而言，作为一名网友，怎么去辨析一些网络信息和网络现象，如“人肉搜索”、言语诽谤或者比较激进的动员，十分重要。

沈阳：从技术角度而言，我认为“人肉搜索”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但曝光“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可能在微信崛起后，会比原来略少一些。现在的信息环境中，对“高富帅”或“炫富”人群而言，被“人肉搜索”的后果是比较大的。针对“人肉搜索”这种问题，许多媒体做了一些替代性尝试，如新浪评议的社区委员会，现在有两万个网友参与，他们通过相对自由地参与评议，可能会更为理性，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降低原先的后果。我认为不一定所有事情的解决都一定要诉诸法律，网络能解决的事情就让网络自身来解决，这是我的观点。

学生提问二：哪些事件能够得到舆论的关注？

季卫东：首先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比如刘志军被判决后，网上马上出现大量的帖子，充分反映了网民的意见，大家在表达个人意见的同时，也会对同类案件进行梳理和比较。这个时候我们会切实感受到新媒体对信息检索的强大力量，它提供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使得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公共话语能够充分进入公众视野。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舆论对问题的判断是不是就一定正确呢？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态度。以刘志军案件的判决为例，现在出现了对其判死缓的质疑，这样的案件在以前是判死刑的，但那时候的舆论可能会发出“是不是要杀人灭口”的质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其实可能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我们要按照法律、根据事实证据进行理性判断。

现实中，舆论重点关注的事件未必是实际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有些事件尽管舆论看起来是惊天动地，但实际意义可能未必有那么大，也未必会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另一些事件可能出现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但最后发生了非常实质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防止真正重要的问题被忽视。

每天呈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海量的，而人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这个时候不少网民表达往往采取符合话语策略的判断标准——尽可能采取吸引眼球的表达方式，否则可能被淹没。从这个意义而言，互联网上的话语竞争不是说服力的竞争，而是注意力的竞争。为了吸引网民的眼球、舆论的关注，极端的个体可能会采取一些夸张的行为，一个很小的事情经过夸张渲染往往会变得惊天动地。因而，不少网络舆论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情感倾向性，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希望互联网的舆论能够成为一个良性的舆论场，让不同的声音都有表达的空间，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公平竞争，让最有说服力的意见凸显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今天的论坛，我觉得谢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一方面让大家都有发言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让我们这几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至于我们说的话是不是符合理性，是不是正确，这个要由大家来判断。谢谢。

学生提问三：现在存在一个现象——很多新闻当事人选择直接通过微博去直播事件，作为一名传统的媒体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郝晓鸣：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当事人通过微博直播事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这些人都希望某种媒体能够被自己掌控或者说服务自己。但如果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话，你会发现媒体报道的最后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你都不满意。不少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可能会断章取义，甚至加上不少预设观点，然后声称获得了采访对象的认同，甚至声称直接引自采访对象的原话——这个现象跟媒体的运作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认为要遵循我们的基本原则，发挥媒体记者的影响力。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是帮助读者提炼出最精华最正确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分析来展现给公众。

学生提问四：新媒体对商业活动运营的影响如何？

吴宜蓁：在新媒体时代，厂商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口碑传播。由于口碑传播变得非常关键，网民在口碑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效应，所以在厂商的营运上面，口碑营销十分重要，厂商希望通过口碑营销，培养自己的消费群体，培养自己的粉丝群。厂商在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或销售已有产品时，往往会根据消费者群体的反馈口碑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或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什么网络这么精彩？这是因为，正负口碑会给一系列的品牌运作带来交互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新媒体，厂商的决策最终还是回归或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意向。新媒体给商业活动运营带来很多新消费行为。

学生提问五：虽然网络有助于促进公共事件的解决，但是也存在不少“烂尾”情况——一些事件一开始被媒体和网民炒得很热，但最后不了了之，请老师谈一下看法。

沈阳：媒体和民众都是不断进化的，现在的民众也越来越了解媒体的运行规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杨达才被民众发现在救灾现场微笑，虽然他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例如他主动联系新浪说要进行微访谈——但在微访谈中他说他总共只有6块表，结果被网友连夜“搜出”了12块表。所以“烂尾新闻”的存在可能是当下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这表明舆论战越来越激烈。所以我前段时间说过一个观点：网络媒体正在成为某些企业家的宠物。很多企业家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花钱把网络媒体纳入旗下，为其宣传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交性媒体和自媒体的经济前景还可以更灿烂。

洪浚浩：“烂尾新闻”这个词似乎有中国特色。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这里面涉及一个假设，就是只要新闻媒体每天进行监督了，某个社会问题就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太绝对了。美国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过争论，对于社会的监督媒体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媒体并不是万能的。美国有两名传播学家做了一个很有特点的点评，叫“媒体可以说”，即媒体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但是对于有钱人，特别是大集团，他们仍旧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是两条平行的线，媒体进行了监督，从理论上来讲，媒体确实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并不意味着说的都是有用的。对于公众人物的监督，媒体的作用非常明显；但对于大的集团或者大的资本财团而言，媒体的监督作用就会变得很小。总而言之，媒体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不等于媒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媒体能够曝光某件事情，能够将事件信息传递给公众，但并不意味着一曝光就能解决任何问题。

陈韬文：公众所能给予事件的关注度和注意力是有限的。由于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现在充斥着大量新事件和关注热点，面对大量的事件，如果媒体持续关注某一个事件，公众容易产生一种厌倦的感觉。媒体也会意识到如果再讨论这个议题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人听，不会再有人看了，所以说如果总是在讲同一个事件的话，可能无法持续地保持公众的注意力。只有不断推出新的关注点才能使关注度得到保持。从传播的角度来讲，更是如此。如果一直只关注某一个事件，那么对于公众来讲可能就会觉得很累，所以不能够只抓住同一点来做新闻，这也是一个因素。网民关注的重点，归纳而言，大多涉及一些公共权力、伦理道德、社会公益和民族主义等话题。一个事件被炒起来后，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专门关注，或者叫“盯着”，就很难保证延续性。比如，香港现在有的维权律师，如果他接了一个烂尾案子的话，自己也会陷入麻烦。

季卫东：互联网所形成的舆论，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发现问题的线索，如果从这个线索去解决问题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创新。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个问题就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引发整体性的信任危机，其中有对于媒体力量的信任危机，也有对纠错机制的信任危机。这两种危机可能同时出现。如果这两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交织在一起，就很有可能诱发社会的整体性危机。

洪浚浩：前几年央视的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讲到很多大事件在新媒体上进行曝光以后，事情就得到了解决，他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他说这是从人治社会阶段到法治社会阶段的过渡过程当中所产生出的“媒治”阶段，就是通过媒体来帮助社会解决一部分重大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停留在“媒治”阶段，我们还是要走到“法治”，甚至可以进入“德治”阶段。我想重点强调的是，不能仅仅希望通过媒体曝光而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一个太过理想式的思路，恐怕也不能够完全做到。

学生提问六：现在很多人对微博的未来有着美好憧憬。请问，老师们觉得微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它的发展方向可能偏向哪些方面？

吴宜蓁：我从台湾的现状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台湾，现在我们提到的微博主要是个人媒体，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了自己的微博，形成自己的特色，你就有了自己的个人媒体，拥有读者并形成一种力量。我听说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有一个男生，他热衷于钻研朝鲜问题，研究朝鲜的政治等，之后他进行了自助旅行，实地观察一些当地的所见所闻，并根据一些史料文献，通过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的新闻，最后被很多台湾媒体发现了。这些台湾媒体向他约稿，他最终成为一名记者。台湾有很多微博，都各有各的特色。

沈阳：现在，微博的个性比较明显，微博属性包括新闻属性、社交属性、营销属性以及问责属性等。相对而言，我认为微信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语音通信功能，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微信来代替传统的电话；第二，微信强调私密分享，分享过程是通过朋友圈来实现的；第三，可能是微信最大的卖点，可能带来新的革命——它提供了很多接口的功能服务。此外还有新闻客户端和移动QQ功能。今后，这四个超级产品的发展方向将由门户网站的投入和博弈来决定。比如，最近微博的升级就有所加速，只有作出改变，它们才能够赢得互联网海洋中最终胜利登陆的船票。整个社会的媒体基本框架仍然存在，但是生态环境已经改变，媒体和社会正在做的工作是一种重塑的工作，这是我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