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的角度审视，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正式参与的一种补充，若积极引导、有效规范，必能在拓宽农民权益的表达渠道、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丰富政治沟通资源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参与行为的渗透性、参与手段的粗暴性、参与规则的非法性、利益要求的狭隘性、参与意识的落后性，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能力低下、破坏性较强，其负面效应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如若不引起重视，在当前社会风险事件频发的语境下，必将引发新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