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英国牧师马尔萨斯出版了著名的《人口学原理》。他提出，如果没有限制，人口数量会以几何模式增长，而食物却以算术模式增长，因生产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保持同步，故从长远来看，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裂痕。近200年后，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和恐惧再度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社会普遍认为，高生育率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人口过剩危机，并正在折磨广大的不发达国家的民众。

然而，约40年后，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位于或低于更替水平的环境中，且几乎所有国家在未来的20年左右都将达到低生育水平（Morgan，2003；UN，2011）。生育水平的普遍降低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生育理论通常认为，理想子女数的减少是驱动生育转变的最根本动力。其潜在假定是，个体基本上能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实际生育水平与理想的家庭规模之间的差距不大。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实际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的偏离却是不争的事实（Bongaarts，2001）。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背离同时发生在发达国家（Bongaarts，2001；周云，2011）和发展中国家，但在这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下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中国除外）。前者主要表现为生育意愿大于实际生育水平，后者则由于普遍的“非意愿生育”而表现出相反规律。过去，学界主要关注高生育率情境下意愿与行为的背离；近年来，随着极低生育率国家的增多，学界也开始重视对低生育率情境下二者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西方民众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个，但实际生育水平远低于两个孩子。有人认为，当代西方“后生育转变国家”的低生育水平可能是受到时间因素挤压而致。若该假定正确，则未来的实际生育率将随着初婚和初育年龄的恢复与生育意愿趋于一致，故无须过分担忧生育水平的过低。然而，若该现象是由其他原因所致，则意料之外的人口转变的消极后果则需引起人口学者、社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

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一方面，中国人平均的理想生育意愿是两个孩子，且最好是一儿一女；但中国也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非意愿生育”，致使生育水平超过生育意愿现象的发生，使得中国的人口态势既具有发达国家的特点，也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生育行为偏离于生育意愿是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其产生的前因后果对未来全球生育水平的走向，对这些国家生育水平的走向都有十分明确的现实意义。本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梳理、评述国内外关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关系的研究理论；简要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育意愿、行为和水平关系的变化，分析意愿与行为背离的原因。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些研究，对以下问题提出粗浅的思考：哪些因素导致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背离？背离将给一个地区、国家和全球的人口态势带来怎样的人口和社会方面的后果？如何有效避免它的发生？

本报告的基本构架如下：描述生育意愿抉择理论；介绍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两两相洽或背离的原因；探讨三者背离对中国未来生育水平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