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有两个基本选择：一是减排，二是适应气候变化。不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传统上都更重视减排，这源于三个原因：①减排使全球受益；②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这对温室气体排放贡献较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③在数量上较好监督（Füssel and Klein，2006）。但是，减排效果至少要几十年后才能见到，而适应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效果在区域尺度上就能实现，所以对气候适应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内容（Roger and Sarewitz，2005）。有效地适应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有关适应什么和如何适应的信息；二是拥有实施适应策略的资源（Füssel and Klein，2006）。前者就是有关脆弱性的研究内容，即社会生态系统面对气候变化的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信息（McCarthy et al.，2001；Turner Ⅱ et al.，2003；Adger，2006；IPCC，2007：883）。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必然的，那么要想增强适应性和应对能力，必须了解目前脆弱性的状态。

过去几十年里，对气候变化下社会经济脆弱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规模较大的研究和政策群体：灾害风险降低、气候变化适应性、环境管理和减贫（Thomalla et al.，2006）。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群体的认识逐步发展，导致脆弱性具有很多不同的定义（Kelly and Adger，2000）。Cutter（1996）和Cutter等（2003）将脆弱性研究分为三类：一是把脆弱性看作暴露；二是把脆弱性看作社会条件；三是将潜在的暴露和社会弹性结合起来。O’Brien等（2004）也有类似的划分，分为“作为结果的脆弱性”和“作为背景的脆弱性”。不管如何划分，脆弱性概念在解释为何相同的灾害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果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中，脆弱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独特的部分，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使用名词，其研究也最具有综合性（Adger，2006）。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就全球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干旱影响的面积可能已经扩大，中纬度一些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尤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IPCC，2007）。而干旱区的大多数居民恰恰是资源依赖性很强的群体，气候变化带来更大的降水不稳定性，使他们面临急剧增加的风险。为应对气候变化，在干旱区采取的策略包括改变作物系统和种植模式、将基于谷物的作物系统改为谷物-豆类系统、多样化生产系统从而提高高附加值作物和节水作物比例（Thomas，2008）；非洲地区农村人口的生计策略也需要转变，即从粮食种植转向更多依赖畜牧业，因为在那些边缘化的粮食种植地区，贫困发生率已经很高（Jones and Thornton，2009）。在很多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脆弱性与贫困具有极高的伴生关系。一方面，贫困影响人们对于资源的可获得性、个人对灾害影响的预期和人们投资于降低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影响着脆弱性（Adger，1999；Adger and Kelly，1999）。另一方面，脆弱性越来越被认为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Khan，1998；WB，2000），它是指一个家庭在未来某个阶段陷入贫困的风险和可能性（McCulloch and Calandrino，2003），气候事件通过引起不可挽回的人力、物力资本损失，而导致贫困陷阱（Heltberg et al.，2009）。因此，如何降低个人和社会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与减贫紧密相连，因为贫困既是脆弱性的内容之一，也是脆弱性的决定因素（Tanner and Mitchell，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