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既由当时天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决定，又与西学东渐的刺激密切相连。都统衙门时期建立的卫生机构及其推行的卫生举措，将天津的卫生事业初步导入正轨；袁世凯当政时期，又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此外，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尤其是士绅阶层的积极干预，是推动天津卫生事业发展与卫生观普及的重要因素。而清末发生在天津的两次大瘟疫，则是促使市民卫生观确立与强化的直接诱因。与此同时，“讲求卫生”作为当时地方自治的重要子课题，也契合了开民智、新民德、强国保种的时代要求，对于塑造新式市民形象、推动天津城市的近代化有不可忽视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