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索两个经济和文化体制迥异的国家在“公共负担”方面的特点。即使在熟悉其起因的西方，“公共负担”依然没有被研究。而且，正如我们展现的，相同的福利取向也可以在中国发现。为了理解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负面关系的普遍建构，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三方框架。分析从经济理念开始，但是结论认为两个另外的解释性因素必不可少：体制或制度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