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般这一过程被称为全球化。当代全球化的重要性、意义、起因和影响一直都饱受争议。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它是指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的种种新形式，包括如下特质：

□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将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对国际贸易的管制越来越放松；

□跨国农业企业和制造业公司的生产、货源、技术和销售策略发生改变；

□信息技术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对经济活动的组织（生产与营销）和大众传播而言。

回头看来，如同一个世纪前的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也是随后的世界经济结构体系调整的里程碑。今天，全球化的发生同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及其“调整”的结果，它使得国际商品尤其是货币的流通范围大为扩展。20世纪70年代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工业竞争力的下降（如同之前的英国工业）。贝弗利·西尔弗和乔万尼·阿里吉（Beverly Silver and Giovanni Arrighi 2000：56）这样描述道：“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反映了美国霸权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无力兑现推行全球新政（Global New Deal）1074999的承诺。”这一全球新政包括了支持南方诸国的“发展主义”的承诺。这导致“延续了30年的对劳动有利（labour-friendly）和对发展有利（development-friendly）的国际体系的瓦解，而形成了对资本有利（capital-friendly）的体系”。“有利”是相对于这之前与之后的情形而言的：“在新体系下，资本主义危机迅速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工危机、富有国家福利社会的危机、共产主义的危机和贫穷国家的发展型政府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表明，目前这个时代的变迁与动力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周期性本质与矛盾（即生产过剩、积累过剩以及对利润率的挤压）影响的结果，它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思想与政治计划，即新自由主义，并以此来解决资本的问题（Harvey 2005，尤其见第二章）。如西尔弗和阿里吉所言，这一计划取代了原先试图构建的“全球新政”这一政治方案。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是促进资本的自由与流动，以及“推开政府”（rolling back the state），尽管在实际中这具有相当的选择性。

首先，这意味着减少或废止工人阶级的权益，这些权益原本都记载在政府的法律条文中，涉及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与条件、最低工资、结社的权利、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养老金等。其次，全球资本市场不再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这破坏了政府有效地、自主地继续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因此，进行全球市场“竞争”、将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种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措施被反复颂扬，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商品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再次，在经济发展方面，新自由主义包括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强加于南方诸国（以及苏联集团）的“政府改革”（state reform）议程。这意味着国家主导型发展计划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