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的研究，都预设了介入性的和现代化的政府与防御性的乡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样一个前提。1088594显然，我们在研究20世纪初期某些中国政府行为的特征时，如课税和军用征税，这一预设确实可以得到很好的证实。1088595以此推理，1904年学部颁布指令，要求各地方社会包括乡村自己筹款建立新式小学堂，这道训令势必也要引起地方的抵制和敌对情绪。这样一种观点为萨利·伯思维克（Sally Borthwick）和约翰·克拉维勒（John Cleverley）所坚持，他们认为20世纪初年的新式学堂使得政府为农村大众所疏离。伯思维克尤其强调新式学堂的榨取性特征，使得它们的经费问题成为乡村财力的一个沉重负担，而且，新式学堂“为了在其他的人把钱拿走之前，获得有效的经费来源，可以采取种种无政府主义的手段”（Borthwick，1984：see chapter two，98；Clev-erley，1985：34）。

上述预设的另一层含义是认为政府行为（及其呼吁建立一个现代学校制度的号召）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的解体，或者至少使得长久以来维系地方社会关系、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实践得以解散。例如，普拉森吉特·杜瓦拉（Prasenjit Duara）就叙述了山东和河北乡村的地方生活是如何因为村庄支持一系列的政府训令规划而变得恶化的，这些政府训令规划包括学校教育、治安维持和行政管理等（Duara，1988：149～151）。根据这种思路，可以推知政府的学校和教育改革行为一定会消解村民对他们的社区所具有的强关系和认同感，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更大的、更隐约的基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的忠诚感的形成。1088596

本文希望通过对清末民初奉天省海城县关于教育改革方面的档案资料的分析，来考察这些乡村社会究竟是如何筹资建立新式公立小学堂的，以及村民和政府是如何处理新式学堂开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1088597与上述两种描述不同的是，本文将要强调这次教育改革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乡村社会对于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所做出的反应，可以既是主动的、又是防御性的，两种态度并行不悖。一方面，海城县的很多乡村社区对于政府要求建立新式学堂的命令是报以拥护的态度的，它们参与政府行为的热情往往超出了村庄所在的边界。1088598另一方面，乡村社会自愿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不仅没有导致乡村共同体纽带的崩溃，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对这些纽带起到了加强的作用。

迄今为止，已有的研究都认为乡村社会在中国20世纪早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大多数学者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他们都首先求诸于城市空间及其现象。例如，约瑟夫·艾舍里克（Joseph Esherick）就在他关于中国城市的著作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现代化，城市就必须起带头作用”，而且“城市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在20世纪初年现代化过程中最成功的实践之一”（Esherick，2000：1）。城市当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前锋的角色。然而，学者们对城市角色的强调同时意味着对村庄的总体忽略，这样一个疏漏甚至至今犹在，它可以归因于西方学术界长久以来所持有的一项假定，即认为现代化来自于乡村社会的崩溃及其不可避免地转向城市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假定对于中国来说似乎是不充分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根源除了能在城市中寻见，也能在乡村中发现，中国的农村社会对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方案——如对教育改革规划的参与，在实质上对于乡村社会的维系纽带还起着加强的作用。

尽管要求建立新式学堂的训令可能带来财政上的负担，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对地方社会的加强介入，但是，在海城县，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表明的那样，简单地造成地方的敌对和抵制。相反，当地社区在政府的现代化方案中扮演了自愿参与的角色，并通过为小学堂筹措经费、与其他村庄联合办学、寻求县府指导和调解等行为来展示自己的角色。虽然海城县的乡村社区在资源的筹集问题上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政府命令它们开办学堂的要求总体上是有助于它们的现代化的，这一认识带来的是乡村村民之间的团结，并由此加强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而且，当这些乡村社区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它们的反应并不是反抗政府所施予的压力，而是进一步要求政府的介入。这样做的结果是，努力改善他们在自己乡村社区的生活和自愿参与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方案的村民，同时展示了他们在两个共同体中的身份角色：一个是他们所属的乡村共同体，另一个是范畴更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