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否认的是，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的又一种“共识”，是继宗教传统后形成的最大的“共识”，正如刘峻骧认为的那样，“人体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母体、先声和必然归宿”（刘峻骧，1996：7）。然而作为对中国乡村感兴趣的研究者，多数不会对发源于城市的奥林匹克主义产生兴趣，不管是现代的或是古代的；更何况，在强势的世界体育格局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原创，哪怕是简单的跑或跳，即便是有人已经证明现代足球发源于中国的蹴鞠，然而却容易被解读成一种集体的“意淫”。不过在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许多流传中国乡村的传统武术却成了“东学西渐”的一股清流，尤其是太极拳。虽然太极拳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习练者数以亿计，可是对于数百年来一直习练这种拳械1088643的陈家沟陈氏宗族，大多数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史料堆砌、夸张的人物传记或有强烈指向性的新闻报道，有的资料甚至转引自旅游单位的宣传品，这必然使一贯自满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显出空洞的景象。

不过本研究想着重考察的并不是这个村落或宗族的型构，而是通过习练这种太极拳在其中建构并传承数百年的一种“惯习”（habitus）1088644，所以陈家沟或陈氏宗族在这里只被视为这种“惯习”的场域或载体而加以利用。或许是因为学科的局限，专注于体育或乡村的研究者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即从乡土的、宗族的角度看一种武术的传承；另外当面对一个国际视野下的村落和宗族，而又不得不在社会人类学的话语中讨论时，很多学术的潜规则就失去了作用。这或许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研究对象，比如因为本文无法回避的、独一无二的指向性，所以根本无法按照一般的社会学惯例将人物和地名隐去，这会引来麻烦或危险。更令人遗憾的是田野调查的资料只能有选择地成为文字，这是一个当下无法摆脱的困境。然而这又是一个开端，因此本文只将其放到一种较窄的“惯习”的语境中去讨论，不仅仅是为了回避“武林”界长久以来的门派之争，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可能跳出旧有的圈套，而回归问题的真貌。因此本文虽然有意疏远既有乡村研究的学术范式、语境和旨趣，造成了某种程度单薄或孤立的印象，但即便是有缺陷的一种尝试也存在价值。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乡村的传统武术从迷雾一样的乡土情节中凸现出来，像一类“文化拟子”（cultural memes）（道金斯，1998）吸引到乡村研究者的眼球，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传承的年代够久远，或“播化”（diffusion）及“儒化”（enculturation）（韦森，2003）的场域够宽广，光从陈家沟陈氏宗族内这种“惯习”的现状来看，虽有自救与传承的努力，也确有未来在重压下消解的可能，这不是简单的臆测，而是正在演进的一种实况。

最后关于太极拳的起源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这样的：唐豪于1930～1932年间，三次到河南温县陈家沟调查考证太极拳的起源，最后认为太极拳起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系陈王廷所创（唐豪、顾留馨，1964：1～5）。虽然对这样的结论许多学者并不认同，如成都体育学院的李季芳在《体育文史》中的两篇文章（李季芳，1995，1997）就对此提出了若干疑点，王善德也曾对太极拳源流提出过质疑（王善德，1994），但他们都没有提出更为有力的证据，而且本课题也并非历史考证，因此笔者仅是将唐豪的“陈王庭创拳说”作为全部素材无法回避的源起而引用的，即认为那仅是陈家沟陈氏宗族集体记忆中的一种可供陈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