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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中的外来人——村落之间人口流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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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实际上是从农村率先开始的。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东部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开始进入东部农村做工。1095310农村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吸引外来农民工最多的地区。我们1996年在广东省雁田管理区的研究就发现,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本村人口10倍以上。在许多农村工业发达的村庄,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工业和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在雁田管理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外来人口(王晓毅,1996)。有估计称,约有2/3的移民在县城或县城以下的城镇即发达地区的村庄就业(姚阳,2001)。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一些村庄已经主要不再是农村,而成为“工村”,在这些村庄中,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特别是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为农村吸收外来人口就业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在我们所研究的四个村庄中,外来人口的总量已经超过了本村原有的居民。其中地处广东省的粤村1095311的外来人口最多,超过了1万人,而地处浙江的浙村所统计的外来人口最少,在1999年的统计中只有将近100人。在苏村和冀村,外来务工者也有数百人。

过去关于外来劳动力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上,尽管也不乏在农村地区进行的经验研究,但都没有特别关注外来劳动力所面对的已经工业化了的村庄。事实上,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些农村工业带有许多乡土特征,这些乡土特征也影响到了外来人口进入乡村社会的途径和融合的程度。

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村庄也在迅速城镇化,一些工业发达的村庄逐渐就地实现了城镇化,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村庄的规模不断扩张,村民的生活迅速城市化。与此同时,一些在城镇周围的农村在城镇的扩张中不断被容纳到城镇之中,成为城镇的一部分。在我们所调查的四个村中,粤村接近于第一种方式,尽管现在粤村还是一个村,但是在这个村庄中有20多家外资企业和10多家民办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服务业,村民的生活迅速城镇化;浙村和苏村属于第二种城镇化,在过去几年的城镇发展中,浙村的土地已经几乎被全部都被征用,村庄已经被并入到镇区的范围内。苏村也已经被规划进镇区的范围内,农民的平房逐渐被楼房所取代,村民则成为了镇民。

如果按照现代化理论的推导,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必然打破村庄的封闭,乡土社会的特征会逐渐淡化,并可能最终消失,村庄和村民将会越来越开放。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农村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后,乡土社会的特征并没有自然地消失,随着村庄所控制资源的增值,权力扩大,村庄比过去更趋于封闭。

在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村庄中,乡土社会的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民构成一个由各种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他们对外来人口采取了排斥的态度。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拒绝外来人员的加入,这使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农村几乎不可能;同时,工业发展的村庄往往已经形成了村庄集体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村民特殊的福利和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村庄的公共事物只是村民的事情,与外来人口几乎没有关系。通过村庄的制度设计,外来人口被排除在村庄之外。

当我们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时候,这些流动到农村地区的人口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限制,他们游离于村庄之外,尽管在一些地方他们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多数,但是他们仍然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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