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我同王承权、刘龙初先生一起去贵州参加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牵头组织，有贵州省社科院、民族学院和省博物馆等单位参加的贵州六山六水（即月亮山、雷公山、武陵山、云雾山、乌蒙山、大、小麻山和都柳江、清水江、 阳河、乌江、北盘江、南盘江）地区民族调查的首批项目——月亮山地区民族综合试点考察工作。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月亮山地区民族社会的基本情况，并探索四化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我们这个三人调查组被分配去榕江县八开区加宜公社（现为加宜乡）作民族调查。八开区是该县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境内全是崇山峻岭，堪称贵州高原上的高原。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差，因此，该县的干部和中专毕业生都不愿去那里工作，而已经在那里工作的干部不少都尽量想方设法地往外调。

我们是3月27日由县城抵达八开的。这里是区政府所在地，是一个面临都柳江，背依高山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场集。当地干部和群众得知我们这几个“北京人”要去加宜调查，都感到惊奇，有的甚至关切而又怀疑的问道：“去那里山高路远，又不好走，生活苦得很，你们能行吗？”我们平静地笑着回答道：“没关系，当地老百姓能过，我们也能过”。

在八开向区里作了汇报，听了情况介绍，并完成最后准备之后，我们于3月30日早上6时背上干粮和水壶，拄着手杖，请一位民工担行李，满怀信心地踏上前往加宜公社的征途。

通往加宜公社的道路千真万确地是崎岖艰险：其间要翻越两座比北京香山至少高出两倍的大山；有的路段是只有两个巴掌宽的羊肠小道，两旁荆棘丛生；而有的路段则是六七十度的陡峭山坡，要四肢着地方能一步步地攀登上去，稍不小心就会摔倒。然而，我们都不顾一切地尽快赶路，生怕在途中天黑那就更难办了。中间，除停下来吃了点干粮外，未作任何休息。就这样，到下午四时过总算到达了加宜公社所在地——加宜寨。我们几乎不停地奔走了十来个小时，可以说这是我们此次调查通过的第一关。

当时的加宜公社辖加宜、摆勒、九秋3个生产大队，25个生产队，16个自然村，共460户、2450人，其中苗族2136人，占总人口的88.86%，其他还有少量的水族、侗族和汉族人家。各个寨子都分布于月亮山东麓的半山腰上。人们主要经营小块梯田和山地农业。田土质地很差，总共1654亩水田中就有719亩属于冷水、阴山、烂泥、锈水田。由于水土流失严重，田土都很贫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很落后，当然，产量也低。这里的树木和竹子不少，并且有一些制做高档家具的优质木材，但因交通关系无法外运，只得用于建房或干脆砍倒做柴火烧掉。基于上述原因，到80年代初人民生活仍很困苦，几乎每户人家每年都不同程度地缺粮。1982年实行以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情况稍有好转，但仍有一些人家要靠国家救济才能度过饥荒。

我们小组此次是对该公社苗族社会情况进行全面的综合调查。方法是以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如老年、中青年、妇女、干部会等）和挨家挨户走访为主，有时也同调查对象去山上参加些砍柴、农务方面的劳动或作些其他考察。

为了全面了解加宜公社的真实情况，在加宜寨调查10天之后，除王承权先生继续留下工作外，我和刘龙初先生则分别去至10华里以外的摆勒寨、九秋寨进行调查。

来这里工作，生活也是必须要过的一关。这一点在还未到达八开前我就领略到了。3月25日，此次调查的总负责人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向零先生请我们三人去他家乡——榕江县车江寨参加侗族人民祭祀女祖先“萨岁”的大型宗教活动。当晚寨里请我们参加聚餐，按习惯专为我们这几位“贵客”准备了一道佳肴——“红肉”。是将猪肉煮成半熟，切成指头厚的片状，再倒入生猪血和苦胆拌和即成名符其实的“红肉”。主人们一定要我们品尝当地的这道名菜。实在说，看见红红的一碗血肉我真望而生畏，但又不能不领主人盛情，于是壮着肚子夹上一块送到咀边，同时用左手掌遮住，只在咀上抹了一下便借助夜色，乘人不注意偷偷将那块红肉扔到了桌下。

在加宜公社期间生活关更为考验人。这里每日两餐，早饭10点来钟，晚饭5点过，每顿只能吃个大半饱，至于副食更是谈不上。因此，每到开饭前两个来小时就已饥肠辘辘。在摆勒寨调查期间，我吃住在公社副书记王老德家，他算是该寨的“上等”人户，每日两餐全是清水煮野菜拌辣椒下饭。这里的辣椒威力惊人，吃下后不需半个时辰肚子里便“咕咕”作响，疼痛异常，天天拉肚子。当然，这种生活五六十年代在西南地区作民族调查是平常之事。

由于我对民族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也作了认真准备，因此分工主要负责调查有关宗教、习惯法、禁忌、节日以及衣、食、住、行、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调查中我认真、仔细，不仅力求弄清每个事的详细情况和具体过程，而且力求弄清它在解放三十余年，经历了数次社会大变革、大震动之后却还能依然继续存在的原因。我对每个问题都要寻根究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

比如，调查中我发现这里的苗族人民（包括不少的社、队干部）宗教、迷信意识仍相当浓厚，极为笃信鬼神，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被鬼神统治着。而充当人与鬼神中介的则是非专职的巫师——“鬼师”。

当地信奉的主要神、鬼是“土地公”和“火殃鬼”，全寨性的大型宗教活动也只有两个：一是“敬土地公”，另一个是“退火殃”。

这里的所谓“土地公”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偶像崇拜，它是由“鬼师”从山上找来的两块略似人形的石头，将其置放于长宽各约1米、高约1.5米茅草棚内即被视为神灵。可见它更多的具有自然崇拜的属性。“土地公”一般是寨头、寨尾各放一个，它实际上是该寨的守护神，其职责是把守寨门，不让妖魔鬼怪窜入寨内破坏捣乱。每隔三年须以寨为单位，由“鬼师”主持，由各户集资买肥猪一头、雄鸡一只搞一次大型隆重的“敬土地公”活动。据说，若不如此，“土地公”即会怀恨在心，将魈魅魍魉放入寨内危害人畜，造成大的灾难。

“火殃鬼”，据说是一种专干纵火烧房勾的恶魔。至于它的形像，尽管我曾数次问及“鬼师”，他却含糊其词，说不清楚。每隔三年的除夕下午，每寨要由寨老负责、由“鬼师”主持搞一次隆重肃煞的大型宗教活动。从当日清晨起须断绝与寨外的一切交通，早饭后每家须将灶火通通熄来。届时，寨人齐集于场坝内，“鬼师”作法之后，在一片吼叫、哄赶声中，人们将一条作为“火殃鬼”的替身的红毛雄犬拖出寨外，在一小河边由众人乱棒击死，并用刀砍为数段深埋坑内，以为这样即可免遭火灾。

那么，这里的苗族人民为何对“土地公”，“火殃鬼”如此敬畏？为了解开这个谜底，我对当地的村寨情况和人民的生活作了深入考察后发现，长期以来由于这里经济落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居住干栏式房舍，人居楼上，下畜牛豕。圈内的粪便往往堆积一尺多厚。夏季炎热之时，更是臭气熏人，蚊蝇乱飞，是疾病的重要来源。同时，这里的寨子都建造于半山腰上，饮水相当困难，我在摆勒上寨亲眼见到，人们提取饮水的水坑，也即是猪、牛、鹅、鸭的沐俗场所，并且，当地人都习惯饮用冷水。百病从口入，饮用这种水质极易致病是勿庸置疑的。再者，就笔者同当地群众去田间干活所见，在春季“整田”时节，人们都带上网兜去田里捞取水生动物，鱼、虾、蝌蚪、甲壳虫甚至蚂蟥等物都统统捞人兜内，回家后又都一股恼儿地倒入锅内煮食，所有这些都极易暴发急病，而一旦发生急病往往会恶性漫延，无法控制，从而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据加宜寨八十高龄的蒙古榜、七十一岁的蒙古汪和加狗寨七十岁的龙老龙等几位老人告诉笔者，“五十年前”（即30年代）加宜寨发生了一次大“瘟病”，来势凶猛，全寨人口“几乎死了一半”。甚至有的人在山上行走很快就倒地而亡。这些老人还说，死者都“全身发黄”，“就连眼珠也是黄的”。他们在同我谈及此事都还心有余悸，并且，当时死者的坟墓直至80年代初人们都还不敢靠近，更不敢掘动，怕“鬼”再跑出来害人。解放前十年加宜地区发生了一次“天花”病，仅加宜寨就“死了七八十人”，摆勒下寨“大人小孩死了三十多个”。加五寨有的家庭人口“全死绝了”。人们都认为是得罪了“土地公”，于是当年就搞了一次“敬土地公”的活动。1945年摆勒上、下寨发生了一次暴发性痢疾，“一下就死了二十多人”。

我当时曾问过蒙古榜老大爷：“面对着这样严重的灾害和人口死亡，你们想过什么解决办法没有”？他回答说：“想过啦！求土地公保佑哇！”是的，在当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发病的原因，更不可能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预防，而只能把它归结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归结到负责保卫村寨安全的“土地公”身上。这样，通过实事求是的民族学调查，可说是解开了当地苗族人民之所以崇敬“土地公”的谜底。

至于人们恐惧“火殃鬼”的原因，通过深入考察，我见到这里的房舍全为本质结构，屋顶多以稻草或树皮为之。寨内房屋都很密集，几乎是一家紧靠一家。每家的炊事都在楼上“火塘”进行，而“火塘”距离屋顶只有2.5米左右。加之每年冬、春季每家都不停地在“火塘”烧火取暖，稍不小心即会失火。而一旦发生火灾即会殃及邻舍，人们仅有的一点财产倾刻便会化为灰烬。据笔者调查，解放后仅加宜公社就发生了几次火灾：1950年9月加宜寨贾从光家失火，邻近4户人家被焚；1962年加舍寨发生一次大火灾，全寨20余户人家有一半的房屋遭殃；1966年5月加宜寨蒙老八家失火，邻近3户人家遭受连累；1982年10月，九秋寨发生了一起毁灭性火灾，全寨34户仅梁老高一家幸免，其余33家均被烈火吞灭，据统计，此次火灾损失达131520元。至于小型失火，据说几乎年年都有。由于鬼神观念充斥于人们头脑之中，因此，面对如此频繁的无情烈火，他们不是从现实的角度去查找引发火灾的真正原因，并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而却是迷信地将其归之于那个可恶的“火殃鬼”。这样，通过民族学调查，我又令人信服地解开了当地人民中长期存在的恐惧“火殃鬼”之谜。

不仅如此，而且调查中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为了改变加宜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做了不少工作：办起了一所完全小学，两所初级小学，建了一个卫生所、一个供销社、一个粮库，每年都对特困人家进行救济，并且还不定期派电影队去放电影。在我们调查期间，还正由国家出钱，由公社兴办一个小型水电站。从而使加宜地区面貌发生了变化，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一些中青年人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个别的念了初中。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对人民生命安全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痢疾、天花等）已基本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那位过去被人们五体投地的加以膜拜的村寨保护神“土地公”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当年的作用和威风。由于它已再无保卫生命安全的差事可干，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人们冷落。我专门去拜访过加宜寨首尾的两位“土地公”，只见它们都可怜兮兮、歪歪斜斜地半躺在地上，满身脏土。并且，有时甚至还成为淘气的孩子们用石块和泥土攻击的目标。总之一句话，昔日八面威风的“土地公”而今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它几乎已经完全失宠了。

然而，相比之下，时至今日那个作恶多端的“火殃鬼”却依然还在大走红运。因为这一带还不时发生令人恐惧的火灾，而一旦发生火灾；人们却都莫明其妙地将它同这位恶魔联系了起来，以为它还在继续干着纵火的罪恶勾当。人们既憎恨它、又恐惧它。并且，每隔三年照样要搞一次驱赶“火殃鬼”的大型活动。直至我们去加宜调查前不久——1983年春节前一日，加宜寨还由大队干部出面，请“鬼师”来搞了一次全寨性的“退火殃”宗教活动，可见，此公在当地人们思想中的地位至今基本上仍未动摇。

上述民族学调查的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表明，所谓鬼神之流千真万确是由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而由人们造出的鬼神反过来又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无形绳索。当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灾害，而当时人们又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这种灾害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归之于与之相应的某种鬼神而对其加以崇拜；然而，当产生此种灾害的条件已经消除，那么，与之相关的那种鬼神也必然会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致最后销声匿迹。

在摆勒寨调查期间的一次同中青年座谈会上，我把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向他们作了讲解，他们个个听得入神。讲完之后，一些听众惊喜地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在场参加会议的王老德副书记也频频点头说道：“嗯！有道理！有道理！”这件事情对我也很有启发，它说明在后进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间宗教调查时，有必要随之作一些唯物主义的宣传。当然，这种宣传工作必须要在通过深入调查掌握充分事实之后才能进行，而通过对唯物主义的宣传也会启发调查对象的思维，从而反过来又是会有益于我们的调查工作的。

这里的民间宗教信仰中，除上述两种大型活动而外，平常时候家人生病多是请“鬼师”来家“求鬼问病”，并要按照“鬼”的要求或宰鸡鸭、或屠牛豕祭献之，以求获得“鬼”的饶恕。至于男女青年的终身大事几乎都以“杀鸡看眼”而定。即两家若有意结秦晋之好，则由男方将一只母鸡送至女家，由巫师作法杀鸡去毛后放入锅内煮熟，以两眼之张合定亲事，若两眼全睁或全闭，则婚事可成，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视为凶兆，必定告吹。他们认为，左眼闭预示着婚后先死男人，而右眼闭则会先死女人。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去加宜调查之前，该公社书记的儿子和副书记的女儿定亲也同样是照此办理。幸运的是当天“杀鸡看眼”结果是两眼全睁，于是，两家皆大欢喜。我曾就此问过副书记：“如若当天鸡眼果真是一睁一闭，那么你将如何处置？”他直率回答道：“这没说得，绝对不成。倒不是我真相信那玩意儿，要是我答应了，老婆和本“房”（家族）人家都反对，我还能过安宁日子吗？”干部的思想意识都是如此，群众更可想而知了。我由此得出一个看法：在中国一些后进的民族地区要完全摆脱鬼神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统治，看来还有一段艰巨的路程。

习惯法是此次我调查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加宜地区苗族习惯法的内容相当丰富，尤其是那被有的研究中国法律和社会的专家认为是“有史以来即已不见有”1099349的“神判法”，这里的不少苗族老人却记忆犹新，如’踩铧犁”、“捞油锅”、“煮粽粑”、“赌咒”等等，他们在数十年前还亲眼见过。更难得的是有的老人甚至就是当时进行神判的当事人。我对这些难得的真实材料的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仔细的调查。除口问、手记外，为了确保材料的可靠和逼真，我还请当事人作仿真性的模拟表演，由我进行记录和拍照。这不仅加深了我对每一事物全过程中每个细小情节的了解，而且也拍摄到不少珍贵照片。

此外，我对当地的丧葬文化、现行的乡规民约、禁忌、节日、科学知识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调查也都作得相当细致。

除进行民族学调查外，我在摆勒寨期间还进行了“访贫问苦”。我见到梁老第、王老狗、吴老应、王故文等家都相当困难。比如，梁老第家只有一间破陋草房，几件旧农具，一口旧铁锅以及政府救济的一床棉被，全部家产不足100元。冬季全家五口都挤在房角的草窝子里，被子横着盖。尽管当时才农历三月初，可上述几户人家却都已经断粮。我除向公社和区里反应他们的情况外，还送给他们每家5斤粮票、两三元钱，以表心意。别看现在两三元钱不起眼，可在当时足够每家购买一年的咸盐了。

在加宜期间，我们是白天调查，晚上则点上煤油灯抓紧整理当天的调查材料。尽管生活艰苦，工作也很紧张，可是过得却很愉快。

4月15日我们结束了调查，当晚同公社干部举行座谈，向他们作了汇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答应一定将这些意见和要求向县里和州里进行反映。

16日晨我们踏上了通向八开的归途，半个月的工作使我们同当地干部和群众结下了诚挚的友情。他们一直将我们送至寨外路口才依依惜别。

在加宜的时间虽不算长，但我们的体力消耗都较大，王承权先生双腿发肿，仍拄着手杖尽快赶路。我明显地感到体力同来的时候大不相同，走了约三分之一的路途就已步履沉重。半路上我去路旁的一口水井喝了几口凉水，可是，坐在井边就起不来了，多亏刘龙初先生才将我拽了起来，又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赶。下午6时左右终于回到了八开，比去时多用了近两个小时。

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当我们走在八开街上时，一位曾见过我们的中年妇女老远就满脸笑容地指着我们高声地说：“你们看，那几个北京来的从加宜回来了！”是的，我们回来了。尽管我们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来了，然而，我们却又是带着丰富的民族学调查材料，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回来了！

回到榕江县城，在向县里进行汇报和情况反应后，仅用了半天作“休整”，以便换洗衣服。接着，我们便趁热打铁，按每人的调查内容分工撰写调查报告。我们抓得相当紧，都一鼓作气，每晚通常干到10点来钟。这样，到4月28日，即是说仅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一份9万余字的《榕江县加宜公社苗族调查报告》便编写了出来，应当说这个速度是够快的。

4月30日，我同王承权先生几乎是毫不间歇地又奔往该县罗里区两旺公社空列寨苗族的另一个支系——短裙苗做了为期10天的调查，并又整理出《榕江县两旺公社空列大队苗族调查报告》。

5月14日，此次参加月亮山地区民族综合考察工作的各调查组34人汇集于都匀市龙潭口招待所，15～21日进行总结交流。考察队的要求颇为严格：每人都须在大会上详细汇报自己的调查情况和收获，并要写出发言稿。这对每一位同志既是一个大的压力，却又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它迫使大家都必须开动脑筋进行思考，并连夜撰写发言稿件，否则既难交差，又下不了台。结果证明这确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由于大家作了认真准备，每人都上台作了-两个小时严肃认真的汇报。通过总结，既交流了情况，又使每个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收获和提高。看来，今后再要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查，这种方法是值得提倡的。当年第四季度，一本近90万字的《月亮山地区民族调查》的大型田野调查报告就已出版，对这样快就见到了自己的调查成果，我心里自然是相当高兴的。

1983年贵州省榕江县苗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由于我有着明确的目的，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调查得相当认真细致，因此，它使我在以后十余年的科研工作中长期受益。通过此次调查，不仅与其他同志一起合作整理出了两份内容充实的综合性调查报告，短裙苗的群婚残余》、《谈谈放蛊及其类似习俗产生的原因和危害》、《谈谈苗族的神判法》以及《苗族的原始取火方法》等一组文章。另外，我在撰写其他一些论文时也不同程度地用上了我此次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六年后我在撰写《神判》一书时这次的调查可说是起了不少作用。此书及其修改本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上海三联书店和北京团结出版社三家出版社四次印刷出来，印数达万余册，并且受到中外一些民族学家和法学家的好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书中用了我在榕江县加宜地区和空列地区苗族中调查所得的不少详细、可靠、生动、具体的实证资料和拍摄的珍贵照片。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看来，这两句寓意深刻，极富哲理的诗句运用在民族学调查研究工作之中同样是非常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