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郊村的农民是典型的“过渡人”。他们当前的生存状况，正体现着我国农民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向都市过渡的特征；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未来大多数农民所面临问题的缩影。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职业、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各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有着明显的过渡色彩，居住在城市的边缘，面临着与城里人没有太大差异的生活问题，从事着多元化的职业（不再只是单一的农业劳动），接受着城市文明的熏陶，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城郊村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据我们的调查，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想像并不一致。

从我们与村民的交谈以及问卷统计的结果看，村民对城市化的认同程度并不高，反应也不够强烈，只有40.6%的城郊村村民感到城市化对他们生活“有较大影响”，有17.4%的村民感到城市化对其生活“没有影响”，40.6%的村民感到影响“一般”。村民对自己的户籍身份转变似乎很冷淡，与前几年有许多农民花钱买城市户口的情形相比，村民认为这是匪夷所思。对于自己的户籍是改为市民好，还是继续做村民好，村民大多感到无所谓。与此相联系的是村务管理该采取怎样的方式，选择“继续保持农村管理方式”的占31.8%，选择“应改为城市管理方式”的占40.7%，感到“无所谓”的占25.3%。

在我国，由于农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成为城里人、改变自己的“乡巴佬”身份，是农民们几代人的梦想。如今的情况是否变了？其实，城郊村农民对自身市民化的抵触情绪是有原因的，其中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两点：一是国家的政策因素，二是农民本身的心理因素。

从国家的政策因素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是非常欢迎土地被征的，因为被征地后，失地农民会由国家包下来，并给予福利保障。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城市就业和保障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土地征用不再完全由政府来解决农村人口转移和劳动力的安置。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前，被征地的农民一般得到妥善安置，不过在国家政策的控制下，很少的农民享受到这种身份转换。1982年，国家颁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规定，因征地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县、市土地管理机关组织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和有关单位分别负责安置，并提出“可转为非农业户口或城镇户口”。在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没有对被征地农民直接安置的相关规定，只提出支付安置补偿费的问题。进入21世纪后，城市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近郊失地农民增多，与此相关的大量的旧村改造、村改居等使补偿安置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于是否成为城里人已不太在乎，因为相应的优惠政策没有了，还不如继续做农民安稳些。

再就是城郊村农民本身的心理调适问题。以往农民虽然在众多诱惑下愿意做市民，但他们还是对城市生活充满着不适和疑虑，因为他们留恋早已成为习惯的农村生活。“人的城市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非常大的问题，但如果是在积极的心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过程要相对容易些。而今，城市的诱惑已不同从前，因而心理调适过程要艰难得多。首先，农民并不十分认同市民身份（因为实际生活中难以得到落实），长期以来城市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造成社会环境中农民角色转换的艰难性。如果进入城市，农民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享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一些低级的职业，干一些劳动强度大的工种，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社会保障，总之，农民很难进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城郊村农民感到，与其受到城里人排斥，不如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其次，城郊村村民与城市下岗工人、外来农民工不同，其心理调适更困难一些。这三类群体虽然都生活窘迫，都属于弱势群体，但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城市下岗工人，享受着城市的社会保障，非常熟悉城市生活，他们要重新就业，主要任务是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寻找新的工种，更换工作类别。他们有生存压力，但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他们只是想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而已。外来农民工，是在没有“任何资格”向城市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进入城市的，他们大多数人对工作是“饥不择食”，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也非常容易满足，只要有事做，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而城郊村农民，他们的境遇决定了他们不会像外来农民工那样地生活，他们希望能与城市居民一样至少与下岗工人一样过相对体面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少像外来农民工那样，以生存需求为目标追求，他们希望能与城市下岗工人一样享受到同样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帮助，而且由于他们不熟悉城市生活，需要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在没有像外来农民工那样的工作主动性、又没有下岗工人那样的生活阅历的情况下，如果再得不到好的培训，他们的就业前景就会更渺茫。没有职业做基础，何谈市民化问题。

最后，还有城郊村农民适应城市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市民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农民大不一样。城郊村农民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自觉地以市民为参照，像他们一样追求时尚、进行人际交往、确立现代的思想观念，只有如此才能比较容易地市民化。如果积极性不高，就会使这一过程拉长。我们在调查中曾碰到过这样的人，他对城市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不想成为城市人，不愿居住在楼房里，愿意种地而不愿给别人打工，对城里推崇的一些时尚统统予以排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知他们怎样才能融入城市生活。

城郊村农民的心理调适问题，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研究村务管理就必须研究城郊村农民的心理，否则很容易停留在现象上，仅仅做表面文章，只重视那些有据可查、有形可循的东西，如经济发展指标、建章立制等。农民的思想、文化、精神、伦理道德、心理等都是研究村务管理的重要方面，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并非孤立进行的，农村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文化程度、教育状况、心理素质、公德意识、平等观念、民主思想与自由精神等内容。要深化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必须研究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村务管理与这些方面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