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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农民心理等都属于一些争议较大并容易产生争议的概念，因此，要想做出精确、令人信服的概括是很难的。凡是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都无法回避农民的心理特征问题。农民心理、农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非常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问题，他们试图从农民生活中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线索。在“文化热”持续升温的今天，许多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农民心理的描述，来探寻中国文化之根。在国内学者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许多国外学者也加入进来，他们用另外一种视角来透视中国农民，以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观察并发现中国农民文化的独特之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每个研究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心理做这样或那样的描述，信口说来就可以列出许多条，在这些研究中不乏独到见解，也有精彩之处。
我在与农民的接触中，越来越感觉到农民的心理其实是十分复杂的。城郊村农民的特殊区位特点，再加上日益多样的职业分化，现代农民的心理特征绝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他们心理中确实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成分（但不同于研究古代农民心理的学者所描述的），他们心理中的现代成分也很多，比如创新性、开拓性、民主观念、平等观念、法制观念等，这些成分在农民心理中并不比城里人逊色。同时，农民的分化程度是巨大的，与此相应的心理差异必然也是巨大的。这就是说，农民与农民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研究农民文化过程中，必须注意这种现实状况。由于各类研究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上都比较大，造成研究上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当发生争议时，必须看一看争议的是否是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区域的问题，这是学术对话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出现差异是必然的。对农民心理特征的描述只能是相对的。在调查过程中，我长期与农民接触，常常希望从不同的农民身上概括出一致的东西。我感到，在农民众多的文化心理特征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即农民心理表现为两极结构，他们往往表现出“既……，又……”的性格特征。对这样的概括，我还参阅了许多国内外有关中国农民心理的研究，感到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很有启发性。比如：说农民是务实的，没有经验的事不做，超出了经验之外的话不信，真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他们又最不讲实际，愿讲一些虚文礼教，爱听爱传些不着边际的谣言，表现出“死要面子，活受罪”。农民是节俭的，平日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但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却又尽其所有地浪费，大吃大喝。农民是忠诚平和的，非常强调社会伦理关系的和睦融洽，为人处世“以仁为上”，“和为贵”；然而，同是这些农民在宗族械斗中也会拼命地厮杀，视人命为儿戏。通常情况下，农民封闭保守，安土重迁，但历史上曾有多次农民大迁徙，像“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等。再比如：保守与激进，宽容与褊狭，均贫与求富，持重与躁进，惟利与乐义，等等，这些看似相互对立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性格，都能在同一些农民身上找到，难怪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对中国农民的评价总是五花八门，而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这除了研究者们对中国农民了解得不深入和自身的文化差异之外，主要还在于中国农民自身矛盾对立的文化性格造成了他们的错觉。
对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身心理中的矛盾性，这些对立的性格在他们自己看来却是那么理所应当和顺乎自然。实际上，农民的心理结构只是一种可能的两极结构，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向另一极转变。在现实中，农民的群体意识使其心理状态表现为一种群体状态。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与时空转换，这种群体状态往往在两极间滑动，这种双向滑动的心理状态，是农民群体与情境互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换的历史时期，农村社区分化、职业多样化、利益分配差距扩大，因而农民的群体互动加剧，农民双向滑动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不同步性，这使原本就复杂的农村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下面仅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农民两极心理的特征。
首先是求富和均贫。目前我国农村中，求富的心理、富后求安的心理、均贫富的心理、杀富济贫的心理等同时存在。社会转轨的特殊历史环境，给农民两极心理结构的展现创造了各种适宜的社会大背景。从历史上来看，在和平年代，农民求富的心劲都比较高，这是社会的主流，当前我国农民大多数都抱有这样的心态；对已经初步“混出个人样来”的农民来说，求安保本之念就油然而生。生活处于下降阶段的农民，在未降到赤贫前，总希望平均，生怕自己再降下去，担心周围的人超过自己；一旦降到最低点，反而会置之死地而后生，豁出去创一份家业；在处于生活无望的状况下，农民最喜欢的是杀富济贫，依靠非常手段重新分配财富。《青年文学》1997年第4期刊登的星竹的小说《杀富济贫》，生动地描述了当前部分农民的这种心态。每个农民都具有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愿望，“穷则思变，富则思安”也是人之常情。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为求温饱往往很少顾忌，极易冲破道德和法制的樊篱，做出一些反社会行为。相反，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会有一种强烈的稳定期盼，希望自己的生命、财产有充分的安全保障。而仇富和杀富济贫的心理则是社会冲突的直接诱因。因此，让农民认识到致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确引导农民致富，教育他们通过劳动致富，是政府的重大责任。同时，为保证社会安定，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
再拿农民的凝聚性与散漫性来看，中国农民友好、和善，群体感强，容易号召，但又自私、狭隘，个人主义倾向严重。一般情况下，我国农民习惯于把个体的面目隐藏在群体之中，习惯于在群体中找到皈依之所。因此，可以说农民有集体主义的倾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往往很容易把自己固化于血缘与地缘的小群体中，从而生出强烈的宗派性，乐于参与宗派间无谓的摩擦与争斗，形成一盘散沙的状态。农民又是比较容易号召起来的，“如果使农民共处于一个超越固有框架的群体之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那么农民的凝聚力会大得惊人。”
因此，对于农民、农村问题，决不应再“凭经验”、靠“想当然”来采取对策。农村问题是很复杂的，农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但也不像有的人所想像的那样低，目前轰轰烈烈的基层民主和卓有成效的村民自治，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并不低。我国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会使农村社会的发展展现出难以预料的局面（包括正反两方面）。农民对外来因素的承受力、容纳力强，排斥力也强，易于走极端，盲目排拒，盲目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是一个必须接受先进力量和思想领导与改造的社会群体。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政府号召后，才全面推行起来的，现在已把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推到了很高的水平。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也是由政府倡导的，结果使广大农村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就。政府行为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西欧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然成长性，而中国问题非常特殊。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广泛调查后提出：“在民主化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力量和政府行为视为消极物，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发达的国家组织系统在历史上长期延续的中国来说，民主化进程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力量和政府行为，这或许会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并走出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