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经商者群体，是指户籍在全县的城镇或农村，但经常在全县之外的城镇或农村务工经商，每年外出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从业人员。它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在外地受雇于人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这是绝大多数；二是在外地的个体工商业者，其数量也相当可观；三是在外地的私营企业老板，已有一定数量。这三部分人，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外地就业、在外地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把他们称为一个群体。

在历史上，由于水患频繁，兵灾严重，全县人民素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传统。据1946年统计，全县在业人口为261432人。其中，非农在业人口47828人，占18.29%。在农业人口占90%以上的旧中国，全县非农在业人口的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在非农在业人口中，务工者13397人，经商者14935人，两项合计占非农在业人口的59.24%。这说明，务工经商是非农在业人口的主体（《全县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全县当时的经济非常落后，上述非农在业人口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外地就业、在外地发展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虽不允许外出务工经商，但事实上却屡禁不止。1978年外出务工经商者估计有7000人。改革开放以后，全县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知识、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在80年代中期出现过一次高潮，到90年代初期曾达到10万人左右。在90年代中后期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商者逐渐有所减少，但到1998年仍达48700人，约占当年全市在业人口总数的9.26%。据市劳动局提供的资料，全县外出务工经商者一般有五条渠道：一是劳动部门组织输出，约占50%；二是自发外出“闯世界”，约占22%；三是各职业学校组织毕业生到外地就业，约占15%；四是在外地经商、办实业的老板回本乡本土招工，约占8%；五是投亲靠友，约占5%。外出务工经商者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70%，城镇待业青年和失业人员约占30%；外出人员以男性青壮年和未婚女青年为主，但也有少量50岁以上有技术、懂经营的中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较高，业务能力、活动能力较强，有的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总体素质大大高于、优于留在家乡的劳动力和在本地受雇于人的劳动力。

据劳动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外出务工经商的48700人中，分布在广东等南部沿海城镇的约21000人，占43%左右；在京、津、沪以及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城镇的约19000人，占40%左右；在本省武汉、宜昌等地区的约7000人，占14%左右；此外，西部的成都、北部的哈尔滨等大中城市，也都能找到全县务工经商者的足迹。据了解，全县“打工者”在北京以废品回收、资源再生业为主，月收入一般在3000元左右；在广东以电子装配、缝纫等业为主，月收入为1500元左右；在福建、浙江以缫丝、纺织、缝纫、工艺制造业为主，月收入约1200元；在武汉市汉正街则以从事服装、鞋帽的制造和批发销售为主，月收入在2000～8000元之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外出务工经商者中已出现了一批资金达百万级、千万级的私营老板，他们回本乡、本土招工的人数近4000人，已占外出务工经商者总人数的8%。可以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据对武汉市汉正街132名全县务工经商者调查，他们的简要情况见表13-1。

表13-1 全县籍务工经商者的基本情况

表13-1数据说明：①上述132人中，私营业主占18.9%，个体业者占62.9%，雇员占18.2%。汉正街是一个全国性的以小商品交换和生产为主的市场，外出务工经商者中私营业主和个体业者的比重比其他地区高一些。②从性别结构看，男占65.2%，女占34.8%，其中个体业者男性比重较高，雇员女性比重较高。③从年龄结构看，平均年龄31.2岁，其中私营业主34.3岁，个体业者30.5岁，雇员27.5岁。④从文化程度看，平均受教育10.3年，其中私营业主11年，个体业者10.3年，雇员9.8年。⑤从户口看，农业户口占43.9%，非农业户口占40.9%，其他情况占15.1%。另据131人的回答，他们父辈的职业是：工人20人，占15.3%；农民68人，占51.9%；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18人（其中私营业主父辈7人），占13.7%；其他25人，占19.1%。

上述私营业主和个体业者108人，他们在汉正街的经营规模和利润、收入情况，见表 13-2。

表13-2 经营规模和利润、收入情况

续表13-2

根据表3-2数据计算的结果是：①经营时间平均为6.3年，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10年，有 3人为16年以上；个体业者平均为5.7年，有8人为10年以上。②门店面积平均为46.2平方米，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90.2平方米，有 6人超过了100平方米；个体业者平均为33.6平方米，有4人超过了100平方米。③工作人员平均为9.8人，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28.5人，有 3人为51人以上；个体业者平均为4.1人，有 1人为10人以上。④总资产平均为39.6万元，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127.1万元，有 3人为500万元以上；个体业者平均为12.6万元，有 3人为50万元以上。⑤总产值或营业额平均为104.3万元，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361.8万元，有 1人为1000万元以上，2人为2000万元以上；个体业者平均为24.8万元，有 3人为100万元以上。⑥缴纳税费平均为4.1万元，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11.5万元，有 1人为20万元以上，2人为50万元以上；个体业者平均为1.8万元，有 4人为5万元以上，1人为10万元以上。⑦利润平均为4.8万元，其中私营业主平均为13.8万元，有 3人为20万元以上，1人为50万元以上；个体业者平均为2.3万元，有11人为5万元以上。在上述调查的108人中，有雇员24人。其中，在汉正街打工6～10年的7人，5年以下的17人。他们的年工资收入1～5万元的10人，1万元以下的14人。

上述108人对职业、经营业绩、收入、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系、家庭、婚姻、社会地位等 9个方面的满意程度，见表13-3。

表13-3的数据说明：①从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整个群体来看，满意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是：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现有职业、经营业绩、物质生活、社会地位、收入和文化生活。反之，不满意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则是：收入、社会地位、文化生活、经营业绩、物质生活、现有职业、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前者与后者之间，基本上是相对应的。②从私营业主、个体业者和雇员这 3个不同群体来看，私营业主满意程度最高的是家庭、现有职业和婚姻，不满意程度最高的是经营业绩和收入；个体业者满意程度最高的是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不满意程度最高的是收入、文化生活和社会地位；雇员满意程度最高的是家庭、人际关系和婚姻，不满意程度最高的是社会地位、收入和物质生活。③ 从 9个方面的总满意度看，私营业主为478.5个百分点，个体业者为416.2百分点，雇员为286个百分点；从 9个方面的总不满意度看，私营业主为184.5个百分点，个体业者为149.5个百分点，雇员为280.5个百分点。总满意度超过总不满意度的程度的情况是，私营业主为294个百分点，个体业者为266.7个百分点，雇员为5.5个百分点。这就是说，3个不同群体的满意度都超过了不满意度，只是满意程度不同而已。其中，私营业主与个体业者的总满意度和总不满意度比较接近，雇员的总满意度和总不满意度与前两者都相距较远，但总满意度仍超过了总不满意度。

表13-3 对职业、收入、生活、社会地位等的满意程度

另外，在被调查的对象人中，回答1999年在家乡承担有提留、摊派、义务工任务的有53人，其中承担提留、摊派、义务工共计折款500元以下的19人，500～1000元的12人，1000～2000元的10人，2000～5000元的9人，5000元以上的3人。他们中在家乡招收、介绍劳动力外出的有51人，其中招收、介绍劳动力10人以下的32人，11～20人的9人，21～50人的3人，51～100人的2人，101人以上的5人。在这些人中，表示打算回家乡投资的有29人。

在上述调查对象中，有51人对家乡政府提出了60条希望和建议，其中关于减少摊派、减轻负担方面的有29条，关于加强科技、发展生产方面的有13条，关于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有10条，关于稳定政策、加快改革、克服官员腐败方面的有8条。有55人对武汉市汉正街管理委员会提出了101条意见或建议，其中关于打击偷盗、抢劫、坑、蒙、拐、骗，加强社会治安方面的有41条；关于公正执法、不歧视外地人，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方面的有24条；关于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减轻负担方面的有23条；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有13条。

90年代以来，全县城乡除上述9大社会阶层和1个群体外，还出现了一些无固定单位、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例如：以买卖股票为业的炒股老手，以销售商品为业的经纪人，以从事民间信贷服务为业的民间金融家，以帮助民办学校招生为业的“招生专业户”等等，他们不仅可使各自从事的业务成为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有可能获得相当丰厚的收入，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不大不小的“款爷”。但是，他们的活动非常隐蔽，很难获得可靠资料，因而无法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