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股市政策都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利好和利空两种。

托市、救市和做市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结果。

1994年4月，上海股市从1558点一路滑落至777点附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动“777保卫战”，刘鸿儒作为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发布“三不”政策，股指一度企稳，但是很快又重归下跌熊途，一直到7月底的325点。其时，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1993年底开始的全面紧缩和整顿期间，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反弹，市场自然也就托不住。托市被证明是失败的。

1994年7月底，也就是刘鸿儒政策托市失败后才三个月，沪指硬着陆，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并且打出了组建中外合资基金这张8年后才兑现的空头支票，沪深股市强劲反弹，尽管三个月之后又大幅回落，但毕竟再没有跌破500点，救市被证明是成功的。

1999年5月19日，以财富效应为理论根据的行情发生“井喷”，指数一路从1000点附近狂飚七成，突破历史高点1500点，最终达到2240点附近，在这过程中间出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现了1500点才是恢复性行情的“红头股评”，出现了三类企业炒股开禁的通知，出现了打通券商融资渠道的股票质押贷款政策，这就是典型的做市。历史证明，这段“做市”的经历有太多值得我们总结的东西，正是在这段“做市”的后期，广大投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今我们依然在为这段“辉煌”而还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火上浇油式的“做市”是不足取的，消极防御的“托市”是托不住的，能够恢复市场信心的是适时的、积极的、主动性的“救市”政策。

但是，话又讲回来，任何一个市场的政府也好、证监会也好，该托的市是必须要托的，这就好像尽义务一样。结果也许托不住，但是至少能稳定一下人心，延缓一下调整的斜率，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但凡美国股市暴跌，布什、格林斯潘都会出面喊话打气，而在台湾，财政部门更会在暴跌之日紧急动用国安基金进场护盘。更有甚者，1997年8月，香港政府为了阻击索罗斯利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攻击香港股市和汇市，不仅动用财政力量进场护盘，而且不惜冒着被骂破坏自由经济原则的罪名变更游戏规则，成功地击退国际对冲基金的恶意攻击，保住了香港的股市和汇市。香港政府为护盘而购入的大量股票后来变成了盈富基金，盈利部分又返利于民，皆大欢喜。

香港政府又为什么这么赤裸裸地干预市场？因为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一个利令智昏的市场，也是最不理智的市场。在资金优势面前，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存在事实上的不对称不平等地位，如果听任索罗斯的冲击而坐视不管，那么香港股市必然崩盘，香港经济必然崩溃，到时候你想管也没什么可管的，市场都没有了，那些僵硬的原则和规则又有何用？这种道理恐怕是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自由经济人士”和站在场外的所谓“市场取向派”的书呆子们所无法理解的。

1500点仅靠“纠错”这样的消极政策托市是托不住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必须拿出“救市”的魄力和措施。这种魄力首先要体现在对自我的否定上，同时又要体现在对未来中国股市向好的强烈信念上，处在“新兴+转轨”时期的中国股市，用投资者的话来说“用行政手段调控行情”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什么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在暗示已然失败的情况下，明示就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否则就会出现目前的尴尬，十六大之前指数还在反弹，利好出台之日反成暴跌之始，再次上演南辕北辙效应。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条标语，如果走出政策市的结果是以摧毁大家信心为代价的话，那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顺便说一句，战略对头，不见得战术适用，从现在的情况看，决策者还需改进的就是行政技巧。

[2002-11-14 2：58：11 水皮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