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生活在干旱的澳大利亚内陆沙漠地带，体型硕大、腿瘦毛长，跑起路来不慌不忙，姿态优雅。虽然也算大型动物，但是鸵鸟的自卫能力却极弱，遇到攻击的时候，往往是把脑袋扎进沙里，对眼前的危险奉行视而不见的策略。

鸵鸟的这种习性和人类自欺欺人的秉性极其相似，鸵鸟政策这个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不客气地说，中国证监会在过去两年的“发审委”制度实践中，奉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鸵鸟政策。

中国证券市场自1990年建立至2000年为止，股票发行一直奉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的行政审批制度。这种“审批制”的核心是“额度控制”，而额度又来自于管理层和决策层对各省市或中央部委的分配。企业要上市首先要千方百计争取到“额度”，没有额度，业绩再好也没有用，有了额度，没有业绩可以包装业绩。因此，额度在有些部门有些省市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权力寻租的温床。一个企业的上市过程可能会毁掉很多干部的前程，典型的是被查处的黄石康赛股份案，涉案的省部级干部就多达10人左右。在“审批制”下，企业上市的过程实际上是“跑部攻关”的过程，中国证监会起到的是一个核准发行额度的作用，实际的审批权在各省市和部委，尽管公司上市的申请、审核、复审都在证监会，最后也由证监会出具批准文件，但都是形式。这样的审批，当然是没有透明度可言的，更不用说市场的自律作用，公司的质量更没有保证。

2003年3月17日，为了适应《证券法》中的要求，中国正式实行股票发行的“核准制”。核准制和审批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取消了人为的额度分配，公司发行股票不用各级政府批准，只要符合《证券法》和《公司法》的要求即可，但是发行人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状况，证券主管机关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伴随者发行体制的重大变革，备受争议的“发审委”从此走向舆论的中心。

客观地讲，“发审委”（即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成立之初曾经赢得过市场的呼声，既然“发审委”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既然“发审委”有那么多的专家参与，那么，那些包装上市的公司岂不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客观地讲，“发审委”奉行的保密原则理论上也没有问题。“发审委”确定发审委人数多达80人，随机组合成审批小组，上市公司的确难以全部搞定，更有意思的是，发审委委员身份保密，俨然变成“地下党”。

但是效果怎样呢？两年的实践证明，包装上市越演越烈，较之审批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出现了像南航这样亏损着“赤裸”上市的案例，2003年上半年更是出现了新股平均业绩不到一分钱严重拖累沪深公司业绩的现象，这对一向靠新股支撑股指泡沫的中国股市不啻是晴天霹雳的灭顶之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保密不保密是一回事。80人的名单没有几天据说已经“在业内像传单一样飞来飞去”，券商手中有，上市公司手中也有；第一次发审小组会不知道是谁，第二次发审小组会还能漏掉谁吗？

道德不道德又是一回事。80人中间有几个君子几个小人谁也不敢打包票，坐怀不乱者有，投怀送抱者也有，既然一切都在保密之中，那么一切也都可以尽在不言之中。保密的最大副产品就是暗中来暗中去，缺乏监督的自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故事。

“发审委”的失败不是某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制度的失败，说来也可笑，信奉“三公原则”的资本市场偏偏在源头奉行“保密原则”，一直致力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管理层自己的行政却没有透明度，问题出在“发审委”，根本还在决策者。

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以来，市场一直对其寄予厚望，在经历了整整一年之后，大家终于看到了尚氏新政的锋芒。

2003年12月24日，尚福林在京宣布，证监会第六届发审委成立，25名发审委的名单随之公布报端，中国证券监督迈出了公开化的第一步。用尚福林的话说，“发审制度改革是证监会建立健全市场约束机制，推进股票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发审委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便是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加大发审委员的审核责任，将发审委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尚福林的“阳光监管”思路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反映的是证监会的自信，争取的是社会的公信。

相隔不到四天，中国证监会宣布，自2004年2月1日起实行股票发行上市保荐制，“连坐”责任制正式进入监管体制。

尚福林终于赶走了徘徊在中国证监会门口的那只鸵鸟。

[2003-12-31 4：39：40 水皮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