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股市经济学家中，成思危先生是一个另类。成思危既不是政策经济学家，又不是决策经济学家，更不是政府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威经济学家”。

成思危何以独树一帜成为“权威”的代言人呢？这和成思危的地位和做事有着极大的关系。

成思危先生既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在一般人的概念中，人大常委会并没有什么行政的权力，但是却拥有立法的权力，围绕中国证券市场的相关立法，成委员长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没有成思危的谅解，任何来自证监会的行政努力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举例来说，深圳开设创业板费尽了周折直到最近才由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深圳表态“社会各界对通过建设中小企业板、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已达成共识”，建议中小企业板择机尽快出台。

众所周知，创业板的前世是高新科技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与高新科技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概念。从法律上讲，中小企业板不存在什么障碍，不需人大常委会单独立法，而高新科技板则不同，必须由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以扫清三年盈利的硬杠杆，“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市场融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运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要坚持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高新技术要求，根据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特点，其上市交易的股票在现有的证券交易所内交易系统进行交易，鉴于此项工作缺乏经验，加之风险较大，应当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这是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高新技术板的概念最早是由科技部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双高”的资格认定以及管辖发生争持造成事实上的不了了之，高新技术板由此被演绎成了创业板，创业板当然是没有高新技术板《公司法》豁免特权的承续资格的，也就是说在深圳设立创业板于法无据，设想，仅仅是设想。没有成思危点头，创业板就没门。这是“权威”两字中“权”的出处。

按常理讲，成思危先生为创业板别说点头，就是摇旗呐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成思危号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在过去的几年中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1998年还是他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一号提案 ”，风险投资才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但是，偏偏就是这个“风险投资之父”在创业板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谨慎。理由就是在中国股市过度投机的气氛之下，二板的推出会加重过度投机，监管也更加困难，难以确保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他更赞成的是在主板市场中设科技板块而不是单独设市，因为成思危知道在目前排队等待上创业板淘金的上千家公司中，70%是在1999年听到创业板的风声之后才成立的，绝大多数公司来路不正，针对相当一批经济学家的呼吁，成思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国外情况，风险投资通过二板市场上市比率仅为30%，另外70%通过兼并收购上市，因此，二板市场并不是融资的惟一出路。一个“风险投资之父”在创业板的诞生上却成了“肠梗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水皮看来，正是这个奇迹造就成先生“权威”两字中的“威”。这个“威”不是以势压人的威风，而是一种摆脱了个人“低级趣味”的威信，超脱了学者文人的迂腐和童真，超脱了商人和政客的贪婪和私欲。

最有意思的是，成思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并非科班出身。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的成思危长期在化工部工作，历任专题组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副部长。成思危的转型始自于他198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的深造，在那里他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从此开始介入软科学领域进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工科背景对他的经济学研究影响是抹不去的，工科的务实对于他的思维定势更是如此。

不久前成思危在2004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精彩演讲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务实风格。有关全流通的话题，成思危提到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不同角色分工。“实施全流通一定要有周密的策划。我常说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经济学家更多关注什么是理想的模式和为什么这是理想的模式，就是What和Why的问题；管理学家关注的是怎样从今天的现状过渡到明天的，是How的问题。现在行为金融学、行为经济学也是考虑怎样实现的，总的来说经济学和管理学还是有这么一个不同，如果说经济学家描绘了河对岸是一片美丽的风光，管理学家就是研究怎么过这个河，所以一定要周密策划。”

全流通的设计是资本市场论坛的主题，云集了各方的有识之，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信口开河，既有即兴之作，也有深思熟虑，既有拍胸脯的，也有拍脑袋的。成思危的妙语连珠，听起来无所指，但想起来又有所思。比如他以下象棋打比方，“改革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路径依存，就像走象棋，你走的第一步影响到以后的每一步，如果只考虑第一步先近了再说，那么要退回来代价就非常大，而且有的是不可能回头的。不像走象棋可以悔棋，改革不能这样。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三起三落，每一次起落都造成很大的损失，都有一部分财产流入个人的腰包，所以再搞全流通一定要周密策划，策划好，走一步要想好以后的几步，什么时候实现，怎么走。”

成思危对于全流通是怎么判断的呢？

一方面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认真研究解决股权割裂问题的时候了，另一方面，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又认为绝对不是短期的事情。任何方案都要考虑各方的利益，达到“帕累托效应”。一套行之有效的股市全流通方案应该具有六个方面的可行性：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行的，进度上是可实现的，政治上要能为各方所接受。

显然，仅仅靠经济学家是难以完成这样的系统工程的，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成思危专门谈到了学者和领导的关系处理。

“要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不迁就现实。领导确有他的考虑，这和学者不一样，不要因为我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怨天尤人，垂头丧气。因为学者是研究什么最合理最好的，而领导考虑很多因素，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是不一样的。我曾经说过，完全不听参谋意见的领导是独裁的领导，完全听参谋意见的领导是无能的领导。所以作为领导来讲，成见不可有，主见不可无。对领导要尊重，但千万不要迎合，迎合的结果是误导领导。”

成思危提及的领导也许是尚福林，也许不是尚福林。如果是前者，大家就可以据此对目前的全流通讨论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总之，成思危是不会无缘无故议论“领导”的。

[2004-1-15 3：14：42 水皮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