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问题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为农地问题；而在农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农地所有权问题和农地利用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对前者的解决，在大陆是经过流血斗争的过程，将农地所有权归“公”所有，而农民得以利用农地，达到耕者有田耕的目的。在台湾则是经过温和的补偿程序，使农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所用，达成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对于后者的解决，无论大陆或台湾均未获得彻底解决，也就是农民所运用的农地面积太小，均无规模经济之利。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更会因生产成本过高，而难以取胜。

近五十年来，对于如何利用农地，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显然，在大陆的变化较大，在台湾的变化较小。事实上，两岸农地利用都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形成，部分是政策造成的，部分是农民和非农民造成的。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与其说是人民的自私与无知，不如说是地少人多所引发的，像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它们对土地利用的问题就比较少，因为这些国家地大人少，在分配上不会发生“粥少僧多”的窘状。

由于人多地少，在工商业及科学又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农民是靠天吃饭。当人口不断增加时，农民的边际生产力不但会继续下降，而且会降为负值，亦即多一口人，即多一吃闲饭的人。基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如果农地利用期限受较大的限制，农民的生产情绪就会愈来愈低；如果农民收入较非农民收入为少，农民依恋农地的心情也会降低。在大陆，城乡人口交流受严格限制，农民的生活就会愈来愈苦，不过，在外力引诱下，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加入盲流的行列，到城市谋生。在台湾，城乡交流频繁，基础教育普及，剩余的农民就会成为传统产业劳动力的补充队。时间一久，也会产生老弱妇孺留乡间、青壮人口去城市的现象。在最初阶段，遇到经济不景气时，农家又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对于农地利用问题的处理，仅凭农民自己是无法解决的，仍需政府采取某些政策措施，协助他们去解决他们在农地利用时所遭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