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媒体人与资本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虽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有执著的媒体人拿到一些投资，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新周刊》、《财经》杂志等；虽然有一些探索者历经艰难，破茧而出，比如控股《成都商报》的博瑞传媒与湖南的电广传媒，但从媒体与资本联姻层面讲，这只能算做个案，没有形成规模。中国的媒体人在这一领域的真正启蒙，是在互联网大潮席卷中国之际。

1999年7月，当由中国记协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之时，大家谈得较多的还是坐而论道式的“网络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技术层面的“如何兴办网络媒体”。笔者在会上就传统媒体网站接受社会融资问题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及网络媒体同行请教。此时，“网络热”正在升温，不少投资机构对投资传统媒体网站都表示了浓厚兴趣。为此，笔者曾请在座的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及中国记协的官员们帮助传递相关信息，考虑开放新闻媒体网站接受融资时的可行性。当时，大家对于融资还相当陌生。虽然，兴办网络媒体缺钱的事实是谁都不否认的。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间，人们全都明白了风险投资的意义。因为，出席杭州会议的人——作为中国主要媒体网站的掌门人，大都遭遇了海内外形形色色的投资人的热情追逐。而其中的一些人，在2000年6月再次聚会于上海时，因为成功的融资尝试而被广泛地注目。其中有被称为“中国网络媒体第一花旦”的《中国青年报》网络版主编中青在线总经理刘学红、《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贺帜生等。

资本在当时表现了强烈地要求进入媒体的意向。不过，由于创新的投融资理念和体制还没有呈现主流形态，几乎所有的资本都不得其门而入。中青报与北青报是仅有的例外。

此次资本的敲门，基本上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但事实上，这一变化在中国传媒业内部的冲击是巨大的。启蒙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此后，上海东方网号称6亿元的投资方案，北京千龙网的大规模重组，都展现了思想解放的魅力。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许可以对人们在此期间的种种实践进行评论，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很难想像人们对于资本的认识会如此真切。

在资本的盛情邀约之下，中国媒体围城之门悄悄打开了，而这本身也深刻地改变中国媒体产业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