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新闻史证明，中国从来都不缺优秀传媒人。新时期以来，中国传媒已从20世纪70、80年代的名记者时代、90年代早期的名编辑和名栏目时代，进入到90年代末开始名品牌、名传媒经营者时代。也就是一个需要英雄与创造英雄的时代。那些由个人推动的历史事件中，推动的个人自然成了英雄；而往往在许多历史变革关头，即使事实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但是人们也习惯地会把功劳都加在某人的身上，让他成为英雄。

当进入了大工业时代之后，塑造英雄的任务几乎都落到了大众传媒的身上。在大众传媒的魔力之下，无数的真英雄、假英雄们争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内。传媒产业的从业者们一方面是历史上英雄的塑造者，另一方面从业者本身又被历史塑造成英雄。

是更多地去塑造别人，还是更多地被人塑造，几乎每一个传媒英雄都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抉择。类似这样的抉择，他们几乎每天还要面对。

作为一个传播人，如何用最佳的方法把最新最好的资讯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大众面前，始终是他们每天都日思夜想的问题。

每一种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总是给传播人带来某种惊喜，因为这些技术往往意味着传播形式的改变：或者是速度上的加快——比如电报；或者是内容上的丰富——比如电视；或者是传播方式上的根本改变——比如互联网络。

而作为一个传播产业人，如何利用传媒尽可能地获取回报实现当前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则是一个不得不去做的天职——因为传播产业人本身便是传媒资本的人格化。

仍以Tom和王兟为例。记得Tom的种种收购计划刚刚公之于众的时候，更多人对于王兟是怀着一种害怕但又憧憬的心态。憧憬的是也许有一天被Tom收购的是自己，那么便可以一步登天快速变现了；而害怕的自然是竞争对手被Tom收购，这样便多了一个太为可怕的敌人了。跨媒体平台这个名词，也伴随着王兟的并购扩张计划而红火起来。

是的，除了大肆的收购以外，王兟给我们带来的便是关于跨媒体、关于媒体发展的种种理念。张五常教授在论及跨国企业和知识的时候曾经夸张地说过，在引进国外知识方面，在中国办一百所大学的效果也不如一家跨国大公司在中国的运营。中国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实际上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是人并不是直接等同于人力资源的，人必须有了足够的知识特别是最新的知识之后才可以称其为有价值的人力资源，否则只是简单的劳动力。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进来的不仅仅是它们的产品、它们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得以成功的经验和智慧。而中国的企业、人员在为它们服务或者与它们竞争的时候是可以从它们身上偷师的。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同行们不是已经在或明或暗地从Tom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了嘛！

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活跃着很多西方的传教士，他们主要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侵略而来到中国传播“福音”的，但也正是这些传教士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进了中国，并且在中国开设学校、医院从事慈善事业等。对于传教士，中国人往往是又恨又爱的，就这个意义上来看，王兟无疑是一个资本的传教士！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传媒英雄们的这两个身份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传播技术的改进必然意味着商业上的巨大价值；但是在一些很短的时间段里，特别是在重大技术刚刚诞生或者市场急剧转轨的时候，这两个身份往往会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当你本身便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天生便会对新技术有一种厌恶，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便意味着市场格局的变动，而市场格局的变动则有可能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丧失——这是资本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资本便成了技术的坚定反对者。

21世纪初的中国，恰恰便处于这样一个激烈冲突的时代。是代表技术去开拓未来，还是代表资本去守住过去，这是每一个传媒英雄们都必须抉择的问题。他们有的已经做出了抉择，有的现在正在做着抉择，而他们的未来仍旧需要继续做着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