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21世纪上半叶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是大调整、大转折、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将跨越工业化和信息化过程，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将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将持续增长，并将逐渐提高其在世界的位次，到21世纪中经济总规模可能跃居世界前列（前三名）。

经济发展将在20～30年内全面转到集约型轨道上来，标志着“两个转型”基本实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1978～1995年占产出的39.85%，逐步提高到2030年的50%和2050年的60%以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占经济总规模的一半以上，经济走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推进的特点和工业化所处阶段，决定了在未来50年内，市场潜力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日益扩大，国民经济的快速扩张仍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国民经济具备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缩小，后发优势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降低。由于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迫使企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竞争能力，实现集约化经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逐步上升。

第二，未来50年产业结构将发生本质性变化。21世纪头50年，是中国产业结构大调整与升级的时期。

这里就三次产业的关系变化作两点说明：

一是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带动多层次的产业结构递进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已被逐步打破，地域之间，不同行业和企业、不同技术水平和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开，消费档次出现了多层次性。同时，人们的消费领域也日益扩大，住房、汽车、通讯设备等各种各样的耐用消费品、不同层次的服务成为不同收入阶层消费追逐对象。而且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达到了很高程度，国外的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很快即传入中国市场，新奇刺激引起的蜂拥消费效应下降了。因此，如果不发生突发性的重大技术变化，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将会在消费结构渐进变化的带动下，采取比较平稳的多层次递进方式。

二是多层次的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加速高级化。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存在，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明确，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可以省去初始研究与开发过程，直接达到技术的规模经济水平，有利于产业技术的跳跃性进步和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庞大的、开放的科学技术教学、研究与开发队伍，成果推广扩散的市场体系也已初步形成。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中国将逐步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未来50年，引进技术和自主研究与开发相结合，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日益深入和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将会在21世纪初加快速度，并将形成由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科研、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组成的知识产业（第四产业）。

第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将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数量上的矛盾，逐渐转化为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群众不断扩大的数量需求和日益提高的质量需求之间的矛盾。

因此，合理配置资源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有效购买力，提高综合国力，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科教兴国将成为解决新时期新矛盾的核心。

第四，传统产业将被改造改组，高新技术产业将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中国的传统轻、重工业（纺织、钢铁、水泥、化工等）在21世纪初仍将会有一定的发展，但将用新技术加以改造提高，其增长速度也会逐步下降。

到2020年前后，由于人口逐步趋于零增长和负增长，工业化过程基本全面完成，居民的消费偏好也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经济发展对传统工业产品的需求将停止增长，并转为下降。由于企业技术进步和市场的作用，包括钢铁、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等在内的每个传统工业产业内部，规模经济效益低下的小企业将被淘汰，生产将由若干个大型企业集团主宰，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

与传统重工业发展趋势不同，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将会持续快速增长，并逐步取代传统工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支柱产业群。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以高新技术为背景的中小企业将会有一个大发展，并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之一。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效益、市场成熟快、易于被模仿等特点，抢占市场份额是企业壮大的关键，因此，未来中国市场竞争将会日益激烈。

第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课题。

农村和农村居民在中国经济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即使到2010年，中国也仍然有约60%的人口（8亿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就业劳动力仍将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3%左右，而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将更加明显。这一状况不改变，就谈不上现代化。如果不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入非产农业，农民收入水平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就难以快速增长，整个国民经济也必将难以实现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远远快于城市。随着土地资源的下降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日益增加。如果不及早采取相应对策，必然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加剧城市压力。再者，80年代后如雨后春笋般高速增长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已经放慢了增长速度，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素质、市场信息、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相对落后，规模效益低，又多处于需求收入弹性较低的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中，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样继续高速增长，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了。如果没有中小城市的扩张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有计划地吸收农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难以解决。

因此，中国必须十分重视农村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城镇化，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将会成为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现代化进程是否能顺利实现的核心问题。

第六，中国的区域经济将由差距拉大的不平衡发展逐步转变为适度差距，整体优化，协调发展。

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将会先扩大，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逐步缩小，但将是一个长时期的系统工程。

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由于其技术水平高、新兴产业附加值高等特点，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继续高速增长。其必然结果是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东中部的差距会有所缩小。随着西部大开发向广度和深度展开，中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将逐步升级，加上几十年的建设积累，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投资的经济效益提高，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将显著提高。2030年前后，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将会趋于下降，区域发展将呈现适度差距、整体优化、协调发展的态势。

第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大问题。预计2030年以前，经济持续增长将导致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2030年以后才能逐步有所缓和。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们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大中城市的生态环境会不断有所改善。但是，由于203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伴随着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根本转变。尽管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会下降，治理污染的力度也会加大，但“三污”排放的绝对量仍将上升。各种矿山的开采，地面建筑的大量增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将增多。人口绝对数和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等都增加有害物质的排放。因此，2030年以前，中国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压力将日益加大，发达地区的污染有向落后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2030年以后，由于中国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经济实力大大提高，经济结构转向高级化，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对环境和生态的投入将大幅度提高，环境压力会逐步缓解，生态将日渐改善。

第八，中国经济将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显著扩大，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技术、商品、服务、人才和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日益广泛，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上升；同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贸易摩擦日渐增多，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依赖内需拉动。

随着中国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在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地位将逐渐提高，从与发达国家的完全垂直分工逐步转向更多的水平分工，在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方面的交流也必将扩大，在国际上进行经济合作的范围会更加广泛，方式将会更多种多样。但是，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出口额占国际市场的份额逐步上升而导致其他国家份额下降时，国家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同时，金融风险也必然会增大。如何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的安全（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安全），保证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社会制度的安全和文化的特色，将是21世纪中国人民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