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经济在相当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9年是中国“好事”、“坏事”都比较多的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李登辉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两国论”、“法轮功”邪教的干扰、50周年大庆、澳门回归、迎接新千年等等，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仍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继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1%，超过预定目标，大中型国有企业效益好转，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行平稳，对外贸易回升，人民收入有所增加，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都取得新进展。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为200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根据模型测算和定性分析，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6%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4%，第二产业增长8.8%，第三产业增长8%。增长率与往年比不算高，但这是“止降回升”的第一年，同外国比，仍属高增长水平。实现上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利因素是：

第一，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来拉动。1998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1999年年初增发600亿元，7月份又增发500亿元，两年合计增发21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加上银行的配套贷款，投资规模是比较大的。这些投资有一部分在2000年将继续使用，大部分将在2000年竣工和发挥作用，再加上2000年将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对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2000年的经济增长仍将是投资拉动型的。预计2000年将继续发行约1000亿元的国债，广义货币供应量（M₂）1999年增长14.7%左右，2000年预期增长15%左右，狭义货币供应量（M₁）1999年增长17.6%左右，2000年仍预期增长15～17%左右，贷款总额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资金是有保证的。

第二，居民消费将会有适度增长。1999年通过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提工资，带动了第四季度的消费增长。2000年通过企业改革和实行“债改股”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使更多企业扭亏为盈或减亏，以及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费转税”等措施，都将为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创造条件。

第三，出口在1999年7月份以后逐月回升，全年增长6.1%。2000年随着亚洲各国和地区走出金融危机且经济复苏，以及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国内物价稳定有利于抑制出口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促使2000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1999年有较大增长。

当前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不少，主要有：

①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已连续45个月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尽管还很高，但已连续7年减缓；货币供应量虽仍不低，但也呈增速下降趋势。这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不利的。

②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效果不显著。中国从抓“软着陆”开始就已着手调整产业结构，虽有成绩（如煤炭限产、纺织压锭等），但并不显著。如汽车产量小（1999年年产轿车共183万辆）、企业多的问题，早就开始整顿，但至今仍有汽车生产厂123家，零配件厂3000多家，“入世”以后，还有什么竞争力？加入WTO后，信息、纺织等少数产业机遇多于挑战，其他多数产业将是挑战大于机遇。如不及早调整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入世”后将会被兼并或破产。

③国家投资没有带动起社会投资。仅靠国家投资不仅力度有限，而且将难以长期支持下去，加上目前项目储备不足，前期论证不充分，即使有钱也难以继续扩大投资。据了解，目前申请银行贷款的项目，真正有效益、有市场和能按期还本付息的贷款申请并不多。据有关部门调查，某商业银行1999年上半年的贷款申请满足率为75%，因经营亏损被拒贷的占17.2%，因贷款逾期不还被拒贷的占14.3%，产品没有销路被拒贷的占3.1%。可见靠继续扩大投资规模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也是有限度的。

为了促进2000年经济的好转，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发展是硬道理”。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千方百计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此，首先必须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进一步发挥贷币政策的作用，以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对有市场、技术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无论是大、中、小型企业或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简化贷款手续，放低贷款门槛，积极满足其需要。同时，应大力发展住房、教育、科研和大件商品消费信贷，扩大商业银行的服务项目和种类，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

第二，扎扎实实地调整产业结构，包括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这两年，在纺织、煤炭、冶金等产业实行压锭限产和关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五小企业”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效果，2000年应继续推进。但更重要的是依靠直接和间接调控手段，促使机械、建材、化工等各行各业开拓新的产品，向适应市场需求的领域加快转型和改造。应以更大力量，制订更宽松的政策，鼓励、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和企业有更快的发展，在这方面，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取得较明显的成绩，应在其他城市积极推广他们的经验。

第三，积极推进国企改革，要真正贯彻“抓大放小”方针。一方面要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在资源垄断性产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通过兼并、收购、破产等措施，发展一批有实力的大公司、大集团，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另一方面要尽快使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使多数国有小型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或其他所有制。

第四，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金融、财税等方面要对公有和非公有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

第五，为了进一步发展出口，建议在汇率上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根据国际、国内的环境与需要，适时、适度地加以调整，也可以考虑实行浮动汇率制，由市场来调节人民币的汇率。

第六，尽快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协议详细内容下达给各级政府、企业和经济学界，以便提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