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时，李京文曾同时被两个专业录取，一个文学、一个经济，为此，当时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颇费了踌躇，最后还是选择了国家建设急需的经济，放弃了心爱的文学。这也许是李京文为祖国发展所做的第一个选择，即使是40年后谈起这件事，还是可以依稀感到李教授当年未了的文学情结。到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第二年，李京文即赴前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并由此与经济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我先后在国家计委、河北首计委做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接触较多，后来在经济学院教了8年书，又做了些理论积累，其后到国家建委、建材部，经过多年的实际工作，最后到了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这种选择在别人看来有点不可理解。确实，80年代我在政府机关的时候，已经是司局级干部，当时之所以选择学术研究，是出于一种热爱。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姐姐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小便耳濡目染，对学术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用自己的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虽然清苦，但是我喜欢，也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我在政府机关时，也主要做调研方面的工作，觉得这比较能体现自我。

十几年的政府经历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喜欢想问题，在机关工作时一直坚持思考写作，始终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理论积累，开始总觉得大量的实际工作是浪费时间，是对学术的荒废，后来才逐渐认识到，那些调研、那些具体而细微的实际操作，对于我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经济问题是多么重要！

从仕途到学术研究，该算是李京文教授的又一个选择，也正是由于这十几年的政府机关工作经历，才使他的气质有别于大部分从事学术研究的同龄人。表面上看，李教授谦和沉稳、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平易中流淌着一个思考者的深入与严谨，无异于其他研究者；而深入进去，体察他的言行作为，会发现其迥别于其他研究者的胆识、魄力与勇气。

1985年，李京文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甫任之初，便定下发展规划：即80年代末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国家队”，担纲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研究任务；90年代起，让国内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走向世界。到现在，这些规划已逐一实现——从国务院领导特别予以重视、每年拨款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预测报告”，到三峡、南水北调等超大型跨世纪工程的可行性论证，都离不开数技经所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而所里自90年代起每年几次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更是吸引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各国优秀学者，国际交流日益广泛深入——

对大型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是我们技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以往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以为计划可以覆盖一切，进行重大经济决策只凭“拍脑袋”，结果项目建成之日，往往便是企业停产、亏损之时，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比如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现在已由1979年的9%上升到近40%，加之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再包揽一切。因而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否则，每年几万个亿的项目投入无异于空中楼阁。所以国家从1987年起，规定所有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论证，否则计委不予立项，银行不予贷款。

我现在所在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基本上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对经济领域内的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学科。多年的政策调研使我认识到，经济研究必须量化，不能仅停留在“大体”、“基本”、“局部”的描述层面上，否则永远不能真正把握现实和未来。我们数技经所由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数学与经济、技术与经济的交叉学科，前者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预测、投入产出、产业结构分析；后者则主要应用于大型技术工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两个学科都位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边缘，其长处在于可以使现有的经济实践得以进一步量化和精确。

从1989年起，我们每年4月、10月都要运用自己研制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春（秋）季报告”，也就是目前在经济领域有较大影响的《经济蓝皮书》，政府和一些国际机构对我们的预测非常重视，李鹏总理亲自批示，长期拨款支持这项研究工作；世界银行也为我们配备了先进的计算机设备。

应该说我们进行的经济预测是卓有成效的，除个别政策波动比较大的年份外（比如1992年小平南巡掀起的经济高潮），预测的准确率达95%以上，其结果往往成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刚刚出台的第三次银行降息，便与我们的《1997年秋季报告》不无关系，在报告中的“政策建议”部分，我们突出地提出了“可适当考虑降低利率”的意见，结果13天后，中国人民银行降息的政策便出台了。此外，我们的经济预测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经济蓝皮书》1992年起正式出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并被媒体连续两年评为最佳读物。后来我又主持完成了2010年、2050年经济预测，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结集出版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并获得1996年的“五个一工程奖”。

能让一个学术机构如此活跃于当前国内外经济舞台，既得益于领导者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和卓越的外部拓展能力，又离不开学科内部不断强化的内功修炼。在这方面，李京文教授同样以胆识和实干取胜。

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是在西方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等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因而学科在开创之初，从研究领域到研究方法以致具体的概念，都与西方相关学科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又由于5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在中国从理论到应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等诸多领域存在分歧。因而无论是从学科发展，还是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看，这两个学科都处于蓬勃生长、亟待完善的阶段。

一方面要不断追踪世界上这一领域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国内在变革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廓清迷雾、解决分歧，使学科得以发展完善——字种问题合在一起，用任重道远来形容世纪之交的数技经所一点不为过。

李京文及其领导下的数技经所骨干均深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提倡理论研究，并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中，进行从概念入手的理论创新。他研究技术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拓展本学科的研究领域，打破了传统上的单纯对技术项目作效果评价的学科界定，并撰写大量理论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力促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的结合，提倡在搞技术经济研究的时候，更多地引进数学方法、数学模型，充实原有的技术经济学研究方法；数量经济学也在对技术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中，扩大了研究范围和对象。在他的倡导下，现在这两个学科不断相互补充促进，所里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已出现跨学科发展趋势，一些项目分不清应属哪一学科，研究成果亦得以进一步细化和精确。

既确立严谨扎实的学术规范，又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这是比较理想的学术境界，无疑也是李京文教授的现实追求。也正因此，1994年他与宋健、吕淑湘等五位中国学者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回首几十年的学术之路，李京文认为从事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追求、热爱、勤奋和创新”，要做好“十年磨一剑”的准备，同时审时度势，用勤奋和才智浇灌学术之花——

目前这两个学科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是亟待加强的理论研究。以给这两个学科以清晰明了的界定，使学科内部在研究领域、对象、方法等方面达成共识。

其次是如何更好地消化吸收所引进的西方经济理论与模型，使之更适用于现实中国。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西方优秀研究成果的借鉴意义日益明显。但同时，转型期中国又有许多独特的东西，从政策到具体措施，有许多西方经济模型无法涵盖的东西，因此，必须对中西方的衔接问题予以重视。

最后是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国内数据统计工作。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便注定了这两个学科对于社会统计数据的依赖，从现有的问题看，一是数据的准确度较低，二是数据系列化程度不足。这两方面现在都不能满足需要，并将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制约。我对当前的经济学研究环境很满意，转型期中国是如此丰富，以致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型”必须进行不断地修改以适应现实变革，应该说这是经济工作者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应有所建树的时代。

“以天下为己任”可能是每一个社科学者的理想，但能始终将这一理想贯穿于自己的学术实践并不容易，因为这背后饱含着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热爱。藉此，人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百折不挠——李京文，也许就是这样一位实践者。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