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教授在他俭朴的寓所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话题是从三次经济资源大破坏谈起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很少有人谈及的问题。李教授是一位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这个问题便成为访谈的重心。

记者：21世纪很快就要来临，在我们回顾和总结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对于以往的失误和挫折，同样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和认真的探讨。在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对国土资源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重要方针，这是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为了更好地领会这个方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状况应该多一点了解，多一点研究。记得您在一次座谈会上曾提到以往的三次资源大破坏，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却又不应该忽视的问题，所以想请您展开具体谈谈，以便从中汲取教益。

李教授：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初期，中国仍然属于工业化中期社会，国土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将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应该根据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把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所谓国情，不仅要从横向上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情况，还要从纵向上研究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经济建设的巨大支撑作用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少失误与教训，比较突出的便是三次资源大破坏。

第一次资源大破坏，发生在“大跃进”时期。那时候，全国在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热烈情绪中，刮起了“共产风”、“命令风”和“浮夸风”。农业上竞相“创高产”、“放卫星”，土地资源遭到大破坏。工业上要保“钢铁元帅升帐”，通过群众运动，到处搞什么“小土群”大炼钢铁，大片森林被砍伐、浪费，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对水体、环境的破坏也相当普遍。人们一味追求大数字、高指标，只要砍了、挖了、炼了就行，并不问实际效果如何，生产本身就是目的，连“片面追求数量”都谈不上。发生这次资源大破坏的原因，从认识上看，主要在于片面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而不懂得人要尊重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更不了解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只注意中国“地大物博”，而对中国人均资源很少却缺乏认识，有很大的盲目性。

第二次资源大破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冲击生产的结果，造成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为了恢复生产，在现代大工业普遍陷于困境的情况下，提出大办“小钢铁”、“小煤矿”、“小化肥”、“小电站”、“小水泥”等“五小企业”。当时对“五小企业”的兴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看来，当时的“五小企业”一方面设备陈旧，性能差，效率低，耗损大，操作的工人又多为没有经过培训的农民，只能靠拼设备和消耗资源。投入大、产出低。乱挖、乱砍、乱用的结果不仅矿产、森林、水体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还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五小企业”的兴办，尽管有历史的原因，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对于维持社会再生产和安排群众生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也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不正常的经济生活，加上某种盲目性与自发性，结果造成了资源的大破坏。而第三次资源大破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各个领域的工作已经实现了“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已经开始了持续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源大破坏是怎样发生的呢？

李教授：我们先来看看事实。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冬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终于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且全面推进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又解决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问题。这样，我们终于可以而且也必须以更快一些的速度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这样做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0～1995年，经济建设以年均11%的速度快速增长。这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成绩的一面是主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失误，没有问题。当时对于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较多地片面追求速度、规模、数量，忽视质量和效益，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的倾向，并错误提出“有水快流”的口号。这样在高速度的压力下，自然资源又再次遭到新的破坏：大量土地资源被过度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城市、市郊大片大片的好地被用来建工厂、盖房子，不少地方，县以致乡、镇也要搞什么开发区，加上许多地方的重复建设，对宝贵的土地资源造成新的严重的破坏和浪费。不少地方，土地占而不用，任其荒芜闲置。尽管也曾经用高地价的经济手段加以调节，但种种乱占滥用土地的趋势并未迅速得到有效遏制。政府制定了占地补偿的法规，但占优补劣，仍然是得不偿失。追求高速度还使得矿产、森林、淡水等资源全面紧张，耗损过度，破坏严重。

值得思考的是，对不少重要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当时已经制定、颁布了重要的国家法律，如《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但是由于配套法规、执法力度、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没有跟上，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作祟，致使这些法律未能充分发挥保护国土资源的作用。许多地区农民怕《森林法》已经颁布，以后不让随意砍伐林木，竟然竞相突击砍伐、毁坏森林，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记者：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经济建设对于资源具有很强依赖性。资源遭到这样的破坏之后，建设的高速度还能维持下去吗？

李教授：不仅仅是资源紧张，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总的表现是“经济过热”。高速度显然不能继续下去。国家及时收缩财政金融，采取了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软着陆”的成功，让过热的经济在基本上没有社会振荡的环境里逐步降下温来，并且保持了仍然算是比较高的必要速度。同时，加强了国土资源的管理与体制改革。资源的破坏与浪费也开始得以扭转。

第三次资源大破坏的事实告诉人们，在路线方针正确的时期仍然有可能在对其规律缺乏深刻认识的领域出现局部性的失误与挫折。正视这种失误与挫折，认真加以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记者：是这样。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有其自身的规律（比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当人们对某一方面的规律缺乏认识的时候就有可能犯错误。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可能重犯这类错误，直到我们真正认识错误，真正把握了这方面的规律为止。

李教授：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之一）：

——耕地锐减，目前人均耕地已不足1.2亩，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都需要占用土地。还有兴建公路、铁路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占用土地。我们可以做到的是，科学地统筹规划，严格、合理地限制建设用地，把建设用地约束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如果耕地锐减的势头得不到遏制，而人口又在不断增加，粮食就得依赖进口。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粮食靠进口，不但有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会引起国内粮价猛涨以及引起某些由于经济结构缺陷而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的不安。何况国际粮食市场也无法满足如此巨额的粮食需求。我们只有千方百计、持之以恒地保护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因此，我们别无选择。拿城市建设来说，日本填海造地发展城市，我们可不可以尽量多将一些荒地、山坡、海滩和不适合耕作的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呢？

——水资源紧缺，原本缺水的北方，用水日趋紧缺，京津一带缺水尤其严重，国家不得不准备筹措巨资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提出了东、中、西三线调水方案。西线要穿越青藏高原，难度太大，投入太多。中线从丹江口修运河引水北济京津河北。这一方案，技术上可行，但投资太大，水价太高。最棘手的是干旱时节，运河沿岸农民有可能中途截水，不等水到京津河北一带就可能已被用得精光。东线利用大运河经由镇江引水过山东接济京津河北，但大运河流经乡镇企业发达地区，污染严重，治理困难。所以，尽管“南水北调”势在必行，但方案还须进一步斟酌，因而众说纷纭，短期内也难以竣工，同时也不能寄予太高的希望。最重要的还是保护好水资源，严防污染，发展节水技术，特别是节约农业用水，提倡人人注意节约用水。

——由于森林过度采伐、植被破坏，土地涵养水源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水灾、旱灾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日趋严重，土地沙漠化也呈加速发展之势，近年来沙漠化以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

——铁矿、石油、天然气等支柱性矿产将出现短缺，这类战略性资源用量很大，不可能依靠进口，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难以避免受到制约。

以上几方面的恶果自然不仅仅是三次资源大破坏的后果，它与长期以来我们未能将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是分不开的。

记者：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请谈谈您对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意见。

李教授：21世纪，中国的经济建设，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两个转变，既要有一定的速度和较高的质量、效益，又要科学合理地利用、节约和保护资源，做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具体谈四点意见：

第一，合理利用资源，并努力使资源得到新的补偿。重要的资源，要有必要的储备。美国连续多年自己的石油不开采（也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大量从国外进口。现在经济知识化、全球化水平不断发展，提倡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21世纪，中国应扩大资源进口。哪些资源进口，哪些不进，要有科学论证，统筹安排。

前一阵子，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走低，就可以多进口一些，国内少开采一些。国际市场短缺的资源也应该多进口一些。

第二，资源的开发要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要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衔接起来，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来发展经济，要发展高新技术，老设备应逐步更新。要注意规模经济。发展生产不能搞什么“小土群”，不能搞群众运动。

第三，资源开发、加工和利用要提高效率、注重节约，防止浪费。开发矿产不能挑肥拣瘦，开采石油不能放弃煤层气，伴生、共生矿的开采历来浪费很大，要研究解决（伴生、共生矿如综合开采利用，成本高，往往无利可图）。要加强选矿、洗矿，提高矿物的品位和矿业的效益。还要注重防止污染。开发、加工的效率提高了，就可以少开采一些，同时也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

第四，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最好是由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科研单位、使用部门联手制定总体规划（现在缺这个东西），各种资源的开发，都应该做出规划。要注意把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应该合作研究磋商。资源与环保、生态的关系很重要，应组织一批人去研究，提出一些原则，该立法的就立法。现在已经有《环境保护法》，但这个法事后处置的条款多。对资源的保护应该走在前面。资源保护工作做好了，就不会破坏环境和生态了。

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李京文教授展望未来说，21世纪中国的经济将有一个大的发展。现在经济总规模是世界第七位，如无突发事件，到2030年，有可能进入前三名，到2050年，中国有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在21世纪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新技术，同时还得消耗大量的资源。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资源的保护工作，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要未雨绸缪，早为之计。

《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纪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