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龙：您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第二年，即赴前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并由此与经济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您能谈谈归国后的经济研究经历吗？

李京文：1958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我先后在国家计委、河北省计委做经济方面的调研工作，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接触较多，后来在经济学院教了8年书，又做了些理论积累，其后在国家建委、建材部，经过多年的实际工作，最后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这种选择在别人看来有点不可理解。确实，80年代我在政府机关的时候，已是司局级干部，当时之所以选择学术研究是出于一种热爱。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姐姐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小便耳濡目染，对学术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用自己的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虽清苦，但我喜欢。我在政府机关时，也主要做调研工作，觉得比较能体现自我。

十几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对我有较大的影响，开始觉得大量实际工作是浪费时间，是对学术的荒废，后来才认识到，那些调研对于我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经济问题是多么重要。

陈：您带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的学者们，以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数据为一些工程做了技术经济、社会效益方面科学的综合评价。有人说你一只手在设计建设祖国的蓝图；另一只手又在书写经济改革的理论，说你是用双手来描绘祖国大地的人。您个人对此有何感想？

李：我没这么厉害，我在技术经济学方面主要明确了技术经济学的性质，提出它特定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形成一套具有学科特色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相结合的理论方法体系，使这一领域拓展到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世界新技术革命等全球性问题和中国的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及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等领域；而在数量经济学方面，我提倡利用数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及其规律，引导中国经济研究从定性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使中国的经济学与世界接轨，从而逐步走向世界。另外，在经济改革理论研究上我从1960年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开始，1986年根据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趋势及中国国情指出“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的观点。我和我的同事、朋友们10多年来进行的经济预测与分析的内部报告和《经济蓝皮书》，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肯定。1987年制定“海南特区发展战略”时我们课题组提出在该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初制定“90年代深圳发展战略”时我们课题组又提出“深圳要率先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是让我比较自豪的事。

陈：1998年2月，在台湾答台湾中央银行前总裁谢森中先生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能兼容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经济改革近2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经过艰苦的磨合可以兼容，而且会结合得越来越好……”

李：我当时的观点得到了台湾经济界人士的普遍赞同。谢先生激动地说：“现在西方教科书没有一本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结合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搞10年，只要你们搞得好，全世界的教科书都将重写。厉害，厉害！伟大的实践将产生伟大的理论！”

陈：您现在有哪些新的研究项目？

李：目前，我一方面抓理论文章的写作，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十分关注，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抓经济建设实践，京沪高速铁路等工程国务院同意建设后，我带领自己的专家组完成了向新项目的转移。我还将对知识经济的理论进行研究。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乔根森来华与我商讨合作研究问题，我正准备开展新的国际合作项目。

陈：李教授，目前全世界学术界和实业界、各国政要都在关心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知识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拉克有一个观点：“知识是惟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请您具体介绍一下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李：目前，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主要有4点：第一，工业经济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在此基础上的投资扩张和生产规模扩大，其经济效益是递减的，而知识经济不受这个限制，生产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产生了“收益递增”的现象。因为知识没有磨损和消耗，其产品生产得越多，企业经济效益自然就越好；第二，工业经济时代，一般规律是：经济发展，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而知识经济社会，则出现了经济发展，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也下降的喜人景象。这是因为知识经济不仅给社会带来大量财富，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岗位和就业机会，降低了成本交易；第三，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和人力等，以物质为基础，知识经济则以知识为基础，知识成为生产的要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各个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是可以“共享”的；第四，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周期性”，都经历了严酷的经济危机的震荡，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时代潮被知识创新带来的大发展抹平或减缓了。中国目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的重要战略。

陈：目前，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初见端倪，江总书记为此高瞻远瞩地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呢？

李：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高，成为世界上出口贸易前10名的国家或地区，科学技术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据测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英国的1/30、美国的1/36。从总体上讲，中国经济仍处在工业化过程的中期阶段，离知识经济时代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既不能发展工业化不顾信息化，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也不能用信息化代替工业化，企图越过工业化发展阶段。而要抓住这个机遇，只能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

陈：现在，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措施，有的已开始实施，比如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那么，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知识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

李：我是军队的外行，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参考。首先，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加强对知识经济的学习，了解时代，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其次，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有知识经济的问题。如现代化通讯网络、计算机模拟战场、各种信息战的手段等。工业经济的最新成果首先应用的领域也是军事，知识经济的最新成果往往首先应用的领域也是军事。军队要借信息化的浪潮加快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有一些“杀手锏”。此外，军队现代化建设要靠具有高科技知识的人才。信息化战争背后的竞争是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是军事人才的竞争。因此，加紧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务之急。

陈：结构问题目前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此次结构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将直接危及改革前途和命运。

李：现在是到了扎扎实实地把注意力放到结构调整上来的时候了。现在工作重点不是抓速度，而是抓结构，“速度”是种感冒病，吃些药就可能医治，而“结构”则是个慢性病，中医上讲就是阴阳失调。结构调整需要大量投入，其次要转变观念。结构调整涉及面很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外技术要革新；还有就是要克服重重阻力。如中国投资原来搞基数制，你5%他7%，再这样显然不行。

陈：现代市场经济中有两只手，产业结构可以说是政策看得见的手，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少从目前来看说是个未知数。这种担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能力严重不足；二是行政干预系统过于庞大，效率不高；三是地方政府经济功能过强，形成“诸侯经济”以致于“君命有所不受”。

李：困难是有很多，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就怕不认真。产业结构调整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像日本有个《振兴工业机械法》，我们也可以这么搞。像电子信息业，各跨国大公司都进入中国，如果不再大力扶持它，将来一举一动都被外国人掌握了，是很可怕的。结构调整还要引导投资方向，银行是国家银行，贷款要看长远。同时，要加大有关结构调整的科研投入，舍得花本钱，爬过了结构调整这个坡，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陈：您将近40年的研究工作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您的学术始终围绕着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总结40年来的学术经验，您对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上的主要经验及要求是什么？请您简要谈一下。

李：我从自己的角度说，主要是努力做到3个要求：一是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只有在实践中经过检验升华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二是坚持博与专相结合，坚持经济、科技、社会等问题综合系统研究的观点；三是博采百家之说，坚持真理，不断修正、发展和充实，并善于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共同研究和探讨。“学然后知不足”，在自己取得一些成绩之后，更深感自己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还有很多缺陷，需要干到老，学到老。

《新经济周刊》记者 陈桂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