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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首先介绍了我国阶级阶层划分的理论来源，即张闻天、马洪、刘英等老一辈学者在陕北杨家沟村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以及作为划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理论依据。该研究中已经包含了对目前我国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的相关性。笔者以个人、劳动、交换、消费行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批评的经验研究为出发点，揭示“不等价”交换的普遍性和它的一般性原理。交换的普遍性在于，它发生在几乎所有人中间。其一般性在于，交换所实现的是一种价值。
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是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关键步骤，它实现了商品的价值。他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这里有两点值得探讨：其一，交换所实现的价值问题，即交换所实现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商品本身的价值这一点已有共识，因而生产商品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意义的过程——占有财富过程的政治与文化批评，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经济原则前提下的价值效益。商品或劳动交换行为本身的社会价值也将体现于塑造和驱使象征性资源的劳动过程——“占有”财富的政治批评、“需求”的文化建构、“消费”的非生物问题、“欲望”的再生产。其二、实现交换的途径，即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相互转换——交换机制。笔者试图通过对交换的研究探讨它对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基本领域的影响。
这项研究是想证明，交换既是一个消费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劳动过程，而且同样具有“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本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作为本文的学术定位，笔者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杨家沟所做的早期调查中的作用：即揭示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交换将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利害关系中分类的改变。在此基础之上，笔者采用复原生活者集体意识的方式，追述了杨家沟的人文景观。笔者主要通过杨家沟村民对物质财富背后隐含的文化批评——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及其生活关系的评价，揭示了他们的经验性历史资源与学者的学术性历史资源之间的差异——“生活关系中的地主”和“生产关系中的地主”之间的差异。通过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重叠的部分，但又有着重大差异。重叠部分表现为围绕生产财富的劳动、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相互关联的一般关系上；差异则表现为价值、身份、文化批评，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区分“生产关系”的“生活关系”的论点。
第二部分在整个生产过程的一般性关系问题上，讨论了田野研究中生活者的“义务”、“戴锁”、“相门户”、“相伙”、“帮工”、“伙栈”、“伙种”、“换工”、“便工”、“雇工”、“揽工”等劳动组合方式、意义及其它们之间“关系”的关系。证明了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路径，并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相互制约的论点。换言之，交换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生产劳动）的过程，交换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
第三部分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狭义的家庭经济由于散见于上述劳动交换的过程之中，所以导致了家庭成员向社会生活的转变——外向型的侧面。这种面对面的劳动交换，除了产生劳动利润以外，还将伴随交换的另一个指标，即针对双方的信誉、人情债、劳动经验、生活智慧等知识性财富的一般性共识。由此可见，交换是否成立取决于当事人对无形财产的理解程度，个人来说也是人格、品质、威信等诸如此类的等级特征，对群体之间来说，这种人格、品质、威信构成了他们象征性资源的基础，笔者在这意义上称之为“文化资本”，同时也为解析等级用的理论空间提供来自经验研究的社会依据。
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象征性原理——分析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人”的理论空间。具体分析了干部、盲人农民。结论是：并非所有干部都会成为“文化贵族”，作为唢呐吹手的盲人农民代表了勤奋致富的中间势力，“黑皮”
第五部分通过针对集团性消费的分析，讨论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范围和程度，解析消费行为的意义系统—象征性。从而进一步阐释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一般性关系，在这种一般性关系的前提下反证文化差异的问题。作为向结论方面的一个过渡，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首先系统地概括了本经验研究在学术中的建树和面临的问题。其次，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该研究的特点在于，从一个地方性的详实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分析模式并非直接能够成为所谓指导下—个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恰恰相反，它构成了地域的比较研究的前提一财富的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包括国家二次分配系统）。
本项研究在理论与应用方面的建树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市场交换所实现的商品价值以及由此制约的消费生活的质量变化构成了目前我国划分阶层的指标体系，这就意味着“有酬劳动”才是构成我国阶层划分的基本前提。然而，陕北杨家沟村的田野工作成果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威信指标来源于生活智慧、历史经验以及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堪称文化资本）程度，市场等价交换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对当事者来说，仅仅占据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
②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并非仅以市场交换为媒介。就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由此引发的文化资本的增减可以控制一个人的消费行为，而且它将对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当事者的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正负两面的影响。因此，仅以经济指标体系确认阶层的定位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生活中阶层成员的含义。这一研究力图克服那种只用对财富的生产和占有量来衡量人或社会的指标体系的狭义性和恣意性，探讨了将“有酬劳动”者和“无酬劳动”者放在同一个社会生活层面上进行分析的可行性。
③与宏观意识形态前提条件下的阶层分析不同，本研究认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生活关系”中的人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脉络（context）中不可分割（亦非“双重性），本研究以文化为分析单位，展示分析人们社会生活层面的生活逻辑中所反映的阶层意识和社会机制的问题，从而提供了研究适合现实生活者的阶层分析的可行性。
④提出“等义交换”—不等量、不等时、不等价交换的理论，并为探讨异地文化群体中该研究的可行性分析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本研究以福建省晋江市瓷灶村为验证该理论的具体对象。通过交换活动的分析，认为消费的质量不在于数量，因为它只反映了变化的历史线索，而在于它的知识性建构，无论这个知识是政治的抑或是文化的。
最后，笔者提出了管理体系内部的“管理成本”的问题。国营企业、城市中的单位可“解体”或“转轨”，甚至城镇可以荒废或者兴建，但是，惟独农村，它无所谓解体，也不会昙花一现，几千年来纵然国家意识形态“千变万化”，农村所拥有的是创造并承载社会历史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忽视民间社会的力量，而用行政的手段进行收效甚微的管理，那么政府的投入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仅从国家行为的角度来看，诸如普及人口政策的宣传和实施、送法下乡、农村医疗体制的建设、国民义务教育、农业科技推广、最近大力推广的村民选举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运动等等，它涉及到了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管理成本与其说是投向农民，毋宁说是投向了国家管理体系的末端。它是一个长时期而又巨大的管理体制的再生产的成本，同时它也为管理体系致密化（臃肿）提供了来自意识形态的依据和保障。
总之，上述马克思、韦伯和布迪厄之间在学理层面上虽然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在社会事实面前又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所导致的阶级矛盾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解决，但作为不平等交换依然存在；韦伯强调在由工具理性化导致的社会分工的制度化问题上，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为理性，事实上韦伯所说的理性在其他地方就不成其为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