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建立在对我们国家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经济、政治、文化还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任务，在现阶段，实际上是由实现两个深刻的转变组成的。一是体制的转轨，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城镇、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这两个转变交织在一起，使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持续快速发展，一方面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大量产生，需要通过继续改革继续发展来解决。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提，比较而言，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则是更加艰巨、更加漫长也是更加本质的转变，将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

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将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既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致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转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之中，最本质最主要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变。这几个方面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核心内容，其中每一方面转变的程度，都可以作为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1978年，GDP为3624.1亿元，人均379元，1997年为74772亿元，人均5637元，扣除物价因素，19年平均年递增9.8%。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占28.1%，第二产业占48.2%，第三产业占23.7%。1997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占18.3%，第二产业占49.2%，第三产业占32.5%。19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9.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增加8.8个百分点。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排序是二、一、三。1997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排序是二、三、一。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从二、一、三向二、三、一转变的临界年是1985年，当年的三次产业比重为28.4∶42.1∶28.5。1996年，北京市三次产业的比重为5.2∶42.3∶52.5，上海为2.5∶54.5∶43；广州为5.6∶46.7∶47.7，三市的人均GDP依次为1806美元、2684美元和2673美元，这标志着这三个市已经进入或接近进入初步现代化社会的阶段。1176790

从1978年到1997年，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3.7%增加到32.5%，19年间平均每年提高0.46个百分点，要实现全国的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格局转变，假定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要达到45%，那还需要比1997年的第三产业比重再提高12.5个百分点，如按前几年的速度增长，那还需要27年，即到2024年可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的原因，中国现在统计出来的第三产业产值比实际要低一些，有不少项目还未统计进去。如中国现在的行政、事业机构，大的工矿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单位内部自己办的食堂、车队、幼儿园、学校、医院等的产值多数还未统计在第三产业的产值里，所以随着统计口径统计方法的改进，特别是随着城乡经济社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第三产业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会比前十九年提高得更快些，所以，可以预计我国将在2015年前后实现向三、二、一现代产业结构转变（见表1）

表1 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变，就业结构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但由于中国自60年代初期就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所以就形成了目前中国的就业结构同产业结构背离的状况 1978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是28.1∶48.2∶23.7而当年的就业结构是70.5∶17.3∶12.2从产业结构看，1978年已是工业化初期的经济结构，而就业结构却还是基本上农业社会的结构。1996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是20.2∶49∶30.8，当年全国从业人员为68850万人，在第一产业就业34769万人，占50.5%，在第二产业就业16180万人，占23.5%，在第三产业就业17901万人，占26%。

从统计数字看，1996年的就业结构与1978年改革开放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的绝对量虽然比1978年还是增加了6451万人，但相对比例下降20个百分点，已接近占半数，而且从1991年以后，绝对数也是逐年下降的，这表明，农村新增的劳力都转到了二、三产业其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从1994年开始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逐年增强。这同一些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从农业向工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道路是不同的。

就业结构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从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办各种类型以二、三产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到1996年，全国共有13508万人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二、从80年代后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到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三、农村发展了个体、私营企业，1996年从业人员共有3859万人，（因统计方面的原因，这三个数有交叉重复计算的）按现行的统计口径，中国把这些人中的多数都统计为非农就业，所以就有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大量下降的状况：事实上，这些人还都保持着农民身份，在农村承包着土地，在农忙时还要从事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所以如按农村城镇两个区域划分，1996年城镇从业人员为19815万人，占全部就业劳力的28.6%，农村从业人员为49035万人，占71.4%。

中国的就业结构即使有了上述特殊方式的调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背离的状况仍很严重.1996年，第一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只占GDP的20.2%，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却占劳动力总数的50.5%.这说明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或者是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的原因，据测算，从1995～2020年全国平均每年还将新增920万劳动力，加上这几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将有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下岗，需要再就业，所以未来15～20年中国的就业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不能继续得到调整，特别是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不能适时地改革和调整，那么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比重都会继续大量增加，出现反弹。这主要是因为城乡二元社会的体制至今还没有作本质的改革。（见表2）

表2 就业结构变化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从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而逐步形成的。由于“大跃进”后出现三年经济困难，从1960年以后，实行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分隔管理，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城镇办工业商业，农村搞农业；职工住在城镇，称为居民，农民住在农村，农民生的子女只能报农业户口，城镇居民生的子女报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几乎不可逾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僵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从1952～1978年，历经四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工业化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的GDP中，工业产值已占48.2%，农业产值只占28.1%，但当年农业人口却占82.1%，城市化率只有17.9%。出现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

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很快，城市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只是由于户籍制度等并未彻底改革，所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仍未改变。到1997年，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但农村人口仍占70.1%，城市化率只有29.9%，远低于世界城市化率已达到47%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40%的平均水平。（见表3）

表3 城乡结构变化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结构很不合理，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地发展。人口、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现有的城乡体制是限制人口、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这就阻碍农村剩余劳力向城镇的正常转移。一方面，使城市的很多行业发展不起来，特别是第三产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导致前述就业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农村的剩余劳力转移不出来，农业的经营规模就不可能扩大。现在中国农村每个农业劳力平均耕作面积只有4.4亩，按现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每个劳力平均耕作面积至少可达到25亩左右。因为劳力转移不出去，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提不高，农民的收入也不能大幅度增加，农村的购买力也就难有大的提高，从而也使工业品的市场不能扩大，反过来，又限制了二、三产业和城镇的发展，以致进入了非良性循环的怪圈。

由于中国的经济20年来是持续增长的，城镇的各项事业还是发展的，建筑业、环卫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等等都需要劳动力，80年代末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力就通过各种渠道涌进城里来了，据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这部分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总数有7400万，他们身份还是农民，户口在农村，在村里还承包有土地，但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有的农忙时回去，有的则长年不回农村，而每到年节，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回农村老家过年，春节后再出来，形成了“民工潮”。这几千万民工，干的都是最重、最累、最艰苦的活，对城镇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都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促进了输入地经济的繁荣和富庶，同时也减轻了输出地剩余劳力众多的压力，增加了农户和地区的收入，推进了城乡交流。民工的积极作用，现在已得到各方面的正确评价。毋庸讳言，这种特殊的庞大的社会流动，也给社会管理、社会治安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这么众多的人口，自发地流动，进城以后工作场所和原居住地分离，又居无定所在输出地，人已经走了，不管了，在输入地，因为不是当地人，并无管理的责任。由此滋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增加了城市不安定因素，这已是近几年城市社会矛盾增多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城市化滞后，城乡结构不合理，已是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很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由此引起的，要缓解和克服这些问题，就一定要调整现在的城乡结构，就一定要加快推进城市化的步伐。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过程，城市化是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性的潮流，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世界城市化水平2000年将达到50%，2010年将达到55%。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农村人口将大量进城，农民将变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变为城市居民，这是历史进步城市化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现在的问题，是听任它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让千万农民自发地进城，像现在的“民工潮”那样，听任它潮起潮落，横冲直撞，越冲越多；还是遵照历史规律，自觉地、有规划有步骤地实现城市化，分阶段地改革现行城乡分隔管理的户籍制度，逐步打开城门，引导农民进城，两种做法，经济效果、社会效果都是很不一样的。

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1176791这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目标和方向从1996年起，国家正在各省进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试点，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加快推进城市化步骤的规划。1996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人类居住区第二次大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居住区发展报告”中说：预计到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4.5亿人，城市化水平将达到35%；到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1176792按近几年的城市化发展势头看，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1990年中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城镇人口30191万人，占26.4%19%年总人口为122789万人，城镇人口35950万人，占29.4%城市化率6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按这个增幅发展，2000年，城镇人口可达到31.4%。据预测当年全国总人口为12.74亿人，城镇人口为4亿人。但这是按现有户籍制度，现行的统计口径统计的结果，实际上，现在长期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要比这个统计数要多，至少应包括上述已离开本地农村到城镇务工经商的7400万“民工”的大部分。这部分“民工”中的多数会长期留在城镇，转化为城镇居民而且通过正在进行的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其中一部分已在小城镇的“民工”，将成为小城镇居民。所以到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可以达到4.5亿人，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35%。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二、三产业会继续发展，城镇经济的规模会扩大，特别是户籍制度经过上述改革试点，而逐渐向全国推出，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镇的渠道会比现在通畅，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预计在2000年后的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可以达到6.3亿人，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45%。

实现上述目标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有人认为，即使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但还低于届时世界城市化率55%的水平，也同中国那时将达到的经济社会水平不相称。确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达到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经过了100到200年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城市化起步晚，又历经坎坷，真正地发展城市化，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达到现在的30%的水平到2010年只有13年时间，要达到城市化率45%的目标，需要每年提高1.1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要增加2000万城镇人口，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们宁愿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目标订得实在一些为好。第二，到2010年要把2.6亿农村劳力农村人口（相当于一个美国的总人口）转到城镇里来，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迁移。中国现在有666个市，其中4个直辖市，217个地级市，445个县级市。现有城镇人口36989万，13年间还要增加70%的新城镇人口，靠原有城镇扩容显然是不够的，还会新增很多大、中城市和新的小城镇。这一点我们现在就要着手准备，要作出比较科学的规划。可惜，这些年来，我们做一个城市的规划是有经验了，要作全国、全省的城市化规划，哪里放大城市、特大城市，哪里设中小城市，哪里设镇等等，在这方面，我们既缺乏理论也没有经验，不过，实践已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们现在就应该组织力量着手制定。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20年，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产业结构作了调整，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国力极大地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这些成绩，是举世瞩目的。比较而言，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事业发展，社会结构调整等方面则相对滞缓了。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一般说来，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在前，社会发展，社会结构调整在后，但是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调整，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否则，社会影响经济发展本身，而且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巩固。实际上，中国现在就业结构同产业结构不相适应，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结构不合理，社会事业的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诸如教育、科技等的发展不能满足群众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已经在阻滞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也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由此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呼唤着要加快社会体制的改革，呼唤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