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1978年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1997年高达3251亿美元，增长15.75倍；进出口额在GDP中的比重即所谓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8%升至1997年的36%，进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支撑作用大为加强。由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明显的“热胀冷缩”的周期波动，进口的起伏与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十分密切。

从1978年到1996～1997年“软着陆”，在周期过程中，并未发生经济的绝对萎缩。相反，以GDP（或GNP）为标志的整体经济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只是增长率发生了周期性的升降交替，呈现两个高峰和两个低谷，形成了“W”型的双周期：（统计数字参本文附表）

第一个低谷：

在1978～1979年“洋跃进”之后，1981年跌入了低谷，GDP的增长率由1978年的11.7%降至4.5%，跌幅达一半多。

第一个高峰：

在1984年和1985年GDP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5.2%和13.5%，各自比1981年低谷的增长率上升了三倍多。

第二个低谷：

1989年和1990年GDP的增长率分别跌至4.1%和3.8%，与1984年高峰的增长率相比，跌幅达3/4。

第二个高峰：

1992和1993年GDP的增长率高达14，2%和13.5%，接近了1984年高峰的水平，但通货膨胀却比第一个高峰时大大加剧，1993年通货膨胀率已与经济增长率相等，1994年则几乎高于经济增长率1倍，经济过热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这时出现了4热、4高、4紧、1乱的局面：4热指股票、房地产、集资、开发区四者过热；4高指投资、物价、加工工业、货币信贷四者的水平过高或规模过大；4紧指资金、能源、交通运输，基础原材料的供应过度紧张；1乱指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从1994年起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到1996～1997年，通货膨胀得到平抑，泡沫（经济）逐渐消失，而经济仍能保持适度的增长，即实现了所谓软着陆。

在周期过程中，进口与GDP（或GNP）的关系可说是亦步亦趋，经济过热时，进口额稍早于GDP登上峰顶，有时则是同步攀升；经济冷却时，由于过去签订的进口合同仍须履行，进口额稍晚于GDP跌至低谷。故进口额的波动也形成了与GDP几乎重叠在一起的“W”型周期，所不同的是进口额在低谷时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即其绝对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81年是第一个周期的低谷，1982年进口额下降了12.39%；1990年是第二个周期的低谷，同年进口额下降了9.79%。与进口额相反，出口额在周期中则未发生过绝对的下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多次修订出口额的数字，以致1983年以美元计的出口额似乎停滞不前。但据《1990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的数字，1983年以美元计的出口额，仍增长了1.7%，至于以人民币计的数字，则无论是按海关统计或其他来源，1983年出口额都是增长的由此可见，出口额在两个周期中都在持续增长，故进口波动与周期的关系远较出口为密切。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度提高，但也暴露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加深。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性放权较易，故进展甚速；而体制改革难度很大，故往往滞后。这促成了部门和地方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加强了追求数量型经济扩张的冲动，加以经济机制中的软约束和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尚待完善，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必然过度膨胀。这导致了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即新创造的价值与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之间不断出现缺口，不得不依靠扩大货币信贷来弥补，造成通货膨胀；而当矛盾尖锐化时，则往往借助行政措施来进行收缩，于是形成了“热胀冷缩”的周期波动。在周期中，过热时要大量增加进口，以便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偿付进口，就必须扩大出口，但它经常赶不上进口，从而出现贸易赤字。冷却时自必力求压缩进口，而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改善对外收支状况，出口不仅不压缩，而且力图继续扩大。故经济周期对出口贸易影响不大，而在进口贸易中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对此再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或可从一个侧面窥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或可有助于总结某些经验教训，以便在“软着陆”之后使经济持续平稳地增长：下面便是周期过程中进口波动的具体情况。（统计数字参本文附表）

①从“洋跃进”到第一个低谷（1978/1979～1981）

“洋跃进”时的1979年，进口增长率高达29.6%，1980年仍增长23.1%。而出口的增长落后很多，以致1979年和1980年贸易赤字分别为20.17亿和12.28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包括黄金储备）锐减，1979年仅8.4亿美元，1980年出现负数，即-12.96亿美元，以致须用国际货币基金（IMF）安排的资金以平衡对外收支此时，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削减投资预算，控制物价和信贷规模，限制进口用汇，并于1981年起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直至1984年年底。所谓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是指与官方的外汇牌价同时并存的一种汇价，它只限于中国的外贸企业同中国银行进行结算时适用，故实际上是一种复汇率。它是以1980年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1美元=2.3元人民币）为基础，加上按1980年官方汇率（1美元=1.58元人民币）的30%折算出来的利润和手续费，即2.3+（1.58×30%）=2.3+0.474=2.77，故四舍五入后，内部结算价就成为1美元=2.8元人民币。紧缩的结果使1981年GDP增长明显减缓，进口则到1982年发生绝对的下降，降幅达12.4%，贸易收支也转入顺差。

②从第一个高峰到第二个低谷（1984～1990）

1984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高峰，进口增幅也随之由上一年度（1983）的10.88%，骤升至28.1%，1985年更一跃而为54.14%。如此惊人的增幅主要是由于经济过热所造成，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十分尖锐，不得不大量进口，以填补供求缺口，依靠从国外输血来支撑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这导致1985年出现了建国以来空前未有的贸易赤字，高达149亿美元，较上一年度（1984）的赤字（12，7亿美元）猛增了10.73倍，1986年不得不再次动用IMF安排的资金，以平衡对外收支。于是政府又开始刹车，但对内的紧缩措施并不得力，只是在对外经济方面有些较大的动作，即调低汇率，力图刺激出口、以偿付进口，继续支撑高速度。当时在民间流传的两句话，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出口跟着进口走，进口跟着速度走”，足见进口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要比出口更为密切。从1985年1月1日起，官方汇率调低至2.8元人民币，这实际上是将官方牌价与内部结算价合而为一。由于贸易逆差过大，外汇储备锐减，频频调低官方汇率：

1985年8月21日——$1=¥2.9

1985年10月3日——$1=¥3.0

1985年10月30日——$1=¥3.2

1986年7月5日——$1=¥3.72

1986年7月5日的汇率与2.8元相比，意味着人民币对外贬值了24.73%，这个汇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12月中旬。

由于1986～1987年经济实际上仍趋过热，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其中包括大力削减进口。1989年进口增长率由上一年度（1988）的27.91%降至7%，降幅为74.9%；1990年进口呈现负增长，绝对额下降了9.8%。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又先后两度对外贬值：

——1989年12月16日宣布官方牌价由$1=¥3.72下调为$1=¥4.72，即对外贬值21.2%。

——1990年11月17日又宣布由$1=¥4.72下调为$1=¥5.22，即对外贬值9.57%。

通过以上的调整，1990年在连续6年（1984～1989）贸易逆差后，终于出现了顺差。

③进入第二个高峰（1992～1994）

在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后，1992年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过热，当年GDP增幅为14.2%，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以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通货膨胀率在1992年尚处于一位数，到1993和1994年升至两位数，1994年物价水平涨幅高达21.7%，经济过热的矛盾日益加剧。但为了支撑高速度，以美元计的进口额在1990年出现负增长之后，1991～1993年又连续猛增，各与上一年度相比，其增幅分别为19.56%、26.33%和28.99%，而出口增幅则远远落后，故1993年发生了121.9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这是继1986年空前巨大的贸易赤字之后的另一个新记录。面对严峻的形势，在外贸、外汇体制方面出台了新的改革措施，触及了深层次的问题，故与以往相比，这些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取消了对出口的直接财政补贴，外贸企业开始走上自负盈亏的道路，这符合CATT的要求；为了鼓励出口，对出口商品退还国内增值税（VAT），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其次，废除外汇调剂市场汇价与官方牌价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建立经常项目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79年开始允许外贸企业保留一部分外汇额度，这是一种购买外汇的权利而非外汇本身。1980年批准中国银行开办外汇调剂业务，外贸企业可用人民币按留成外汇额度向中国银行购入外汇，也可转让外汇留成额度。这种调剂业务是以当时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为基础的，波动幅度上下各不得超过10%，可见调剂价与内部结算价十分接近，也正因此调剂业务的吸引力不大，1980～1986年交易的额度为数极其有限。后来由于容许调剂价与官价的差距拉大，而且设立了更多的调剂中心，1988年全国已有90个调剂中心，故交易量也日益扩大，1987年为42亿美元，1993年已升至227亿美元，约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0～25%。到1993年末，官价为$1=¥5.8，调剂价为$1=¥8.7。从1994年起，取消了调剂市场，建立银行间统一的外汇市场，将调剂价与官价合而为一（即$1=¥8.7左右），这意味着人民币对外贬值33.3%，这对出口无异是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上升，而进口增长率则1994年比1993年和1992年分别下降了61%和57%，于是贸易又转入顺差，加以外资大量流入，资本项目也有大量顺差，故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合计有顺差300多亿美元，使当年的外汇储备超过了500多亿美元。

上述具体情况，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进口与经济周期相关的密切程度，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所遇到的资源“瓶颈”约束，通过进口得到了缓解。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在80年代的进口总额中，仅工业原材料一项即占45%左右，技术设备约占27～32%，其余主要是农用物资和粮油食品。从商品结构看，除了技术设备外，进口主要集中在十多种大宗商品上，计有钢材、铝、铜、铁砂、天然橡胶、化肥、化纤、化工原料、羊毛、棉花、木材、纸浆、小麦、植物油、食糖等。基础性原材料的生产落后于加工工业，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以上一系列大宗原材料的进口，对缓和结构矛盾、减轻资源约束和支撑高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充分肯定进口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对填补技术空白、推动科技进步、学习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或是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口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其他因素难以取代的。进口商品的示范效应和引进项目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生产和管理，而且对居民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以至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在1996～1997年“软着陆”成功后，中国经济在总量方面的矛盾日趋缓和，但结构方面的矛盾更显突出，市场需求不振，国有企业困难，可说都与此有关。这不是单纯放松总量控制、扩大需求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进行企业资产的战略性重组。其中关键之一是加快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根治“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的顽症，否则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并非绝无可能。今后进口也必须避免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这不仅浪费宝贵的外汇资源，也必然进一步加深结构失衡，过去已有沉痛的教训。例如，1979～1988年这10年期间，全国共引进彩电生产线167条，年产能力达1600万台，由于分散重复，有的工厂无法形成规模经营，技术水平也难以提高。到1988年底，全国共引进金属铝型材同类的挤压设备132套，每年需用铝40万吨，而当时国内铝的供应能力一年仅10万吨，若不大量进口铝锭，则全国3/4的型材挤压设备将闲置无用。除了上述的单个实例外，再从总体来看，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据对1984～1988年引进项目的普查，这一时期应投产的项目为17512个，而实际投产不到40%；按原来可行性报告中预计的经济指标，这些引进项目可增加产值2022亿元人民币，增加税利462亿元，但到1988年底都只实现了60%上下。其中原因固非一端，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确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改革投资、融资体制和提高进口工作水平，对今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附表

1978～1994年中国GDP、实际GNP、进口年增减率※（%）（与上一年度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