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廖承志办事处工作期间(1964年8月——1967年4月),曾坐汽车从母校正门进去,经主楼由车窗往外望望,又从后便门出去了。
忘记是哪年,一次访日的机会,利用礼拜天日程中的空隙,请西园寺一晃(朝日新闻记者)陪我乘电车按学生时代上学的路线,在目黑换目蒲线电车到大冈山下车,冒雨在校园内转一圈寻找印象中的故地,有的旧貌尚存,有的焕然一新,去主楼三楼找当年予备部的三间教室,似是而非,事后知道弄错了方向。出校门寻找当年出入过的食堂、商店,只有校园墙外的中岛外科旧貌仍存,特在门前留影为念,比起前次进校,总算有些收获。
从那以后,经校友、东工物产专务柴生田清同藏前工业会远藤疆事务局长取得了联系,1987年12月3日,也是一次访向东京的机会,远藤先生陪我正式访问母校,见到工学部长末松安晴教授、教务部柳沢健教授等几位校方领导、教授和中国留学生,末松教授陪我参观了学校的变化和主要设施以及我在校时的校长办公室,并向校方就我当年入学和擅自退学的过程作了详细汇报,估计其后学校已查了历史档案,对我的情况已一清二楚。
大冈山,东京工大校园,白色的具有特色的井字楼,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学校图书馆为我暗暗地攻读社会科学书刊提供了良好条件,我终生难忘。今年不仅与同班学友横山先生在北京奇遇,而且他还告诉我同班学友高木春郞记得我的面孔,中野敏和我分在同一小组进行化学实验,而我实际上并未作过实验。这是实话,我只是向同组同学说声多多关照,他们在实验报告上写上我的名字,我不劳而获,也是“成绩优良”。我同横山先生的奇遇,将是我同母校建立联系的新起点,我的名字已列入藏前工业会1991年版会员名薄中应用化学系1944年毕业生名单之内,我这个挂名未念书而又中途擅自离校的留学生,破格地留名于母校史册,想起来令人有点脸红。但厚厚一本藏前工业会会员名簿中也有一名中国学生战后四十年如一日至今还在中日友好大道上走着,又感到几分欣慰。正如横山先生数次来信中所说,同班同学五十年后奇遇的喜悦,正在传开,来日方长,我相信今后我同同班学友的喜相逢、同母校老师学友欢聚的机会会逐渐增多,会给彼此带来更多的美好回忆,我也衷心祝愿母校不断发展、前进,让“藏前”二字在中日友好事业中生辉。
1991.秋
');" class="a2">收藏人生中意料不到的喜事不可多得,但最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年过古稀还能见到五十年前在东京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今年4月突然接到电话联系,说是我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同班同学、日立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社长横山亮次先生要求见我。当时我想,在日本知道我在东京工大读过书的人很多,只要是东京工大出身的朋友都是同窗,只要有时间我都欢迎见面。4月18日横山先生在百忙中调整日程前来见我,他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陪末松安晴校长来访出席末松校长就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就任式。见面时已完全不相识了,也未产生邂逅同班同学的喜悦心情,因为我从来未想过我还能见到东京工大的同班同学。但在叙旧中,当我回忆起从1939年春到1943年夏在校四年半期间,带角帽时代集体去埼玉县秩父市附近长瀞旅行,校园内分析化学试验楼和有独特学说及著作的分析化学教授海(或永见)先生、应用化学教授内田先生在校园内试验木材不燃烧的涂料,附属予备部的三间教室和把水力试验用蓄水池当作游泳池等往事时,彼此突然兴奋起来,共同语言越来越多,都感到格外亲热,作梦也未想到事过半个世纪,沧海巨变,年逾古稀,还能见到当年的同班同学。我从1952年春帆足计、高良富等第一个日本访华团抵达北京开始,我就投身于中日民间友好工作,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在日本见过的日本朋友数不胜数,但见到同班同学还是第一次。真可谓奇遇。横山先生带给我两张复印的大学时代同班同学合影,说我定在其中。因为是一般复印纸印的,乍看,看不太清,带回家用放大镜一看,确实两张照片里都有我,一张里我带着角帽,另一张上是脱帽的,家里人一眼就看清了。当时我十分高兴,好久没有这样兴奋了,5月14日我专门去日立化成工业北京事务所,请小林俊雄所长转告横山先生我在两张照片上的位置,我和横山先生同在一张同班同学合影上,我们是同班同学,有了历史证据,千真万确,铁一般的事实。随后,横山先生又寄来1939年3月9日东京工大学生课批准我们附属予备部新生入学和毕业后升大学什么系的文件的影印件,和反拍的两张同班同学合影照片,我把它当作历史文献妥为保存。
我对我的母校是有感情的,我家里挂着大冈山校园正中白色主楼的烧制瓷像,好像天天都可以看到当年读书的教室,但我又觉得无颜返校或寻找同学。老实说,我入学后在予备部只念了半年书,后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了寻找救国救民族即救亡之途,我完全放弃了学校的课程,全部力量投入到去阅读社会科学日文书刊,即所谓左翼禁书,去追求真理,因而成为老师同学看不起的劣等生。由于我接受了抗日进步思想,同日本同学距离越来越远。1943年暑假,我回家度假同母校不辞而别。按校规,半年未交纳学费擅自离校者则丧失学籍,事后有人告诉我,校内已出布告,我被开除了学籍。离校回国以后,我就成为一名东京工业大学的半途而废的挂名留学生,走到与母校、与工业毫无瓜葛的道路。
1952年春以后,由于形势发展,历史变迁,工作变动,原来完全没有预到,在日本朋友眼中我被看成是理解日本的人,愿意接近的人;在中国人眼中我被看成是知日派。由于四年半的学生生活,我对日本的文化、生活、饮食等都抱有亲近感,我去日本访问过无数次,中日建交前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LT贸易)时代,我在东京廖承志办事处工作三年,我对日本美丽的国土,热情好客的人民百访不厌,也从来没有忘记在大冈山东京工大校园内度过的四年半岁月。
1955年春,我随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李烛尘副团长曾是学应用化学的响
的“藏前”的留学生,约我陪他访问母校东京工大,我婉拒了。
我在东京廖承志办事处工作期间(1964年8月——1967年4月),曾坐汽车从母校正门进去,经主楼由车窗往外望望,又从后便门出去了。
忘记是哪年,一次访日的机会,利用礼拜天日程中的空隙,请西园寺一晃(朝日新闻记者)陪我乘电车按学生时代上学的路线,在目黑换目蒲线电车到大冈山下车,冒雨在校园内转一圈寻找印象中的故地,有的旧貌尚存,有的焕然一新,去主楼三楼找当年予备部的三间教室,似是而非,事后知道弄错了方向。出校门寻找当年出入过的食堂、商店,只有校园墙外的中岛外科旧貌仍存,特在门前留影为念,比起前次进校,总算有些收获。
从那以后,经校友、东工物产专务柴生田清同藏前工业会远藤疆事务局长取得了联系,1987年12月3日,也是一次访向东京的机会,远藤先生陪我正式访问母校,见到工学部长末松安晴教授、教务部柳沢健教授等几位校方领导、教授和中国留学生,末松教授陪我参观了学校的变化和主要设施以及我在校时的校长办公室,并向校方就我当年入学和擅自退学的过程作了详细汇报,估计其后学校已查了历史档案,对我的情况已一清二楚。
大冈山,东京工大校园,白色的具有特色的井字楼,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学校图书馆为我暗暗地攻读社会科学书刊提供了良好条件,我终生难忘。今年不仅与同班学友横山先生在北京奇遇,而且他还告诉我同班学友高木春郞记得我的面孔,中野敏和我分在同一小组进行化学实验,而我实际上并未作过实验。这是实话,我只是向同组同学说声多多关照,他们在实验报告上写上我的名字,我不劳而获,也是“成绩优良”。我同横山先生的奇遇,将是我同母校建立联系的新起点,我的名字已列入藏前工业会1991年版会员名薄中应用化学系1944年毕业生名单之内,我这个挂名未念书而又中途擅自离校的留学生,破格地留名于母校史册,想起来令人有点脸红。但厚厚一本藏前工业会会员名簿中也有一名中国学生战后四十年如一日至今还在中日友好大道上走着,又感到几分欣慰。正如横山先生数次来信中所说,同班同学五十年后奇遇的喜悦,正在传开,来日方长,我相信今后我同同班学友的喜相逢、同母校老师学友欢聚的机会会逐渐增多,会给彼此带来更多的美好回忆,我也衷心祝愿母校不断发展、前进,让“藏前”二字在中日友好事业中生辉。
1991.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