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感到有些紧张，有点害怕，当见到我的指导老师——深道义尚教授时，感到他太严肃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日本东京昭和大学病院眼科医局（即大夫办公室），初次见面，他不问我旅途累不累，不问我吃住安排，当着众多医生，劈头盖脑就问：“你打算这一年研修，怎样度过？都学习些什么？”我谈了之后，他仅点了点头，就让秘书把我领走了。我心想，在一位这么冷酷的教授指导之下，研修一年眼科临床，真够受的。可是，以后的事实完全改变了我的忧虑。

在到达当天的欢迎会上，教授当众说：“宋医师是我科六十年来第一位中国来的研修生，我们感到光荣。相信他能刻苦努力，拼命学习，紧抓一年的研修时间，出色地完成学习计划…”好家伙，这分明是在给我交待任务，我感到心情沉重，肩挑万斤，任重道远。

过了一天，教授拿出一份我的研修详细日程表，是他自己亲自打印的，交给我说：“你看了，就按着这个进行吧，你一份，我留一份。”我接过一看，满满三页，密密麻麻，哪星期干什么都明列其中，哪阶段学习什么，进度如何，看什么参考书都写得非常具体，一年中给我安排三次机会，出席全日本的眼科学会，具体哪天出发，哪天回来都写上。真够细致的！

过了两、三个星期，和两位科秘书熟悉了，她们爱谈爱笑，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更给我提供了有关教授的信息。她们告诉我，教授指派她们为我租了一间公寓，但教授一听说远了一点，怕我人生地不熟，在路上花费太多时间，硬让她们退了，再找近的。也受教授指派，在我来的前一天，她们把资料室的柜子重新安排，为我挤出一个小地盘，放了一张桌子，为的是让我看书有个较好的环境。我心中暗暗感激：想的真周到！

深道教授是眼外伤专家，尤其是视神经管开放减压术，在全日本也是数一数二的，其中有一种术式，就是他开创的。不少病人慕名而来。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习这种手术。教授把他这方面的专著收集起来，让我看。一周后，又给我绘图讲解，并在颅骨标本上示教，让我看他的手术录相，渐渐的，我有了感性认识。他给我讲解时总是和颜悦色，得意之处还微笑一下，使我的紧张情绪消退了。不时问我听懂没有，当他见我确实搞懂了的时候，脸上就露出赞赏的笑容。啊！我的这位教授并不可怕。

日本的法律是严厉的。没有厚生省的医生免许（医生执照），是决不许开处方、作为主刀给病人手术的，我当然没有这种资格。到院三周后，每逢有视神经管减压术，教授就让我做他的助手，年轻的日本医生常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做教授的手术助手也是一种光荣。同台手术，手术又是在显微镜下进行，看得非常清楚，真是身临其境，我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手术的做法要领。几次之后，教授在一次术毕，边脱手套边惋惜地说：“没办法，日本的医疗法令很严厉，我们必须遵守，不能让你作为主刀做一次。”我知道，教授在这方面已做了最大努力，对我来说，这已是最高“待遇”了。

每一次手术后，我都在笔记本上记录点心得和要点，并记下病历号。研修快结束时，每种手术帮了多少例，当然有个小统计。设想到，视神经管开放术我自己作为助手做了多少，教授也给我暗暗作了统计，我俩的数字正好相同。说到此事，他哈哈一笑。真是一位细心的导师。

通过学习，我基本掌握了视神经管开放术及眶底骨折整复术，回国后率先在我们同仁医院开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我的另一个学习内容是人工晶体植入术。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手术。光做助手不实际操作是不行的。教授为我联系了东京都内人工晶体手术培训中心，那里可以让医生用猪眼球练习手术操作，猪眼球与人眼球大小相仿，而用的器械和人工晶体与人的完全一样。到培训中心三次后，做了六例实际操作，教授考核似地问我手术要点，我感到答得差不多。教授还不放心，给了我一盘录相带，让我再次去培训中心，把自己的手术操作过程全部录下来。回来，教授仔细地看了录相，满意地说：“你回国后可以开展这方面手术了。”

日本的医院等级森严，教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一般工作到很晚，教授没下班，别人不敢离开科里。

深道教授自己有间豪华的教授办公室，但他总是坐在大夫办公室，这儿有两台电视机，直连手术室，手术室正进行什么手术，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并可通过对讲系统与术者对话。教授经常坐在这里指导手术，好象是个指挥官在指挥战斗：“切口再延长一点”，“两针之间再加一针！”他有时在此发布命令。有时正在指挥，来了无关紧要的电话，他讲完话后，生气地把电话一摔，吓别人一跳，他人敢怒不敢言。

日本的忘年会是每年必开，全科聚在一起，辞旧迎新，把一年的积怨，不痛快都忘却，迎接新的未来。忘年会上等级差别几乎都消失了，大家极为平等，不分大小。我应邀参加了八七年的眼科忘年会，至今记忆犹新，酒过三巡，大家每人表演节目，好象谁的歌越走调，舞跳的越笨拙，越引起大家的开心。有一个年轻大夫，表演一个活报剧：头戴稀疏假发、金丝眼镜，身着白大衣，这分明演的是深道教授！内容是学教授边吃午饭边看报纸，不注意，筷子夹起了回形针放到嘴里，那动作维妙维肖，接着模仿教授通过电视指挥手术，中途来了电话，学着教授说话，讲完重重地把电话摔了一下，引起哄堂大笑……。我真担心，教授在下边准会生气，我偷偷看了一眼，教授也跟大家一起在笑。新年过后，教授的两个毛病都改了：边吃饭边看报不见了，生气也不再摔电话了。我佩服这位年轻大夫的胆量，欣赏他提意见的方式，更钦佩教授虚心接受意见并加以改正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心情的消失，与教授各方面的交往也就多起来。教授喜欢喝酒，在一次便宴上，教授拉我坐在他旁边，先是用日语背了几首唐诗，后来，又跟我谈起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并能用生硬的汉语叫出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的名字，使我非常惊讶。教授说：他读过这两本小说，中国历史悠久，日本很多文化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从长远观点看，发展观点看，真正强大的是中国。我感到这是导师的肺腑之言，感到教授是一位可敬的导师。

一年的研修不知不觉将要结束，我在导师帮助下完成了学习计划，感到收获巨大。照例，临行前全科为我举行了欢送宴会，会上教授对我的研修进行了总结，希望我回国开展这几项新的手术。会前会后，一些交往甚密的朋友赠给我纪念品，有的是电子表，有的是工艺品，教授递给我一个小盒，既小又轻，并嘱附了一句：“希望你好好利用它。”我打开一看，啊——是一个白内障灌吸冲洗器，”这对我太珍贵了，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当时国产的还没有。我觉得这个纪念品比哪个都重！

回国后，我用这白内障灌吸冲洗器一连做了十几例手术，都很顺利，很成功。当病人重见光明，不住地感谢我，称赞我“妙手回春”、“光明使者”时，我总是不自主地想到：不！应该感谢深道教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