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第一次去日本，转眼已经六年多了。但1984—1985年在东京大学那一年研修生活时的许多情景，至今还不断浮现在脑际。

我所从事研究的领域是中日关系史（侧重古代）。当时在我国历史学界来说，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荒辟未开的园地，而相比之下，日本历史学界早在战前就已有人动手，并涌现出一批专家，出版了一批著作，战后四十多年来，由于环境安定，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更有大踏步的进展。因而，他们动手早、成果多，需要我们急起直追，也更需要日本前辈硕学们的殷切指教。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特别是从几位年高资深的老专家身上。

我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岩生成一先生。他在战前就已经是声名卓著的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著名的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专家。战后，他被推举为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学士院是由日本学术界最为功勋卓著的权威学者所组成的学术界最高荣誉机关，会员为终身制。岩生先生还被邀聘为英国学士院特邀会员。他不仅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在日本获得学士院奖、朝日文化奖等多次奖励，还获得过法国政府，荷兰女王授予的勋章，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专家。我在国内时，早就拜读过不少他的著作，可以说，想了解日本近世对外关系，是离不开他的著作的，时至访日，终于有机会亲自拜谒这位著名学者，感到十分欣幸。在1984年秋天当时，他已经是84岁高龄了。虽然十分清瘦，但却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在交谈中，我向他请教了关于日本研究对外关系史，包括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情况，他为我作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将来需要做的工作。同时，他又就中国人如何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包括对日关系）乃至中国史本身，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尽管中国史藉资料丰富，远非日本所能比拟。但是，既然如此，中国人研究中国史（特别是牵涉到对外关系）也不能只运用中国自己的材料，还应注意搜集其他各国有关中国的资料。他当场就告诉我，就他所知，荷兰就藏有关于中国的资料。并告诉我名称及地点，建议我应该注意搜集。不仅对我个人，后来，在第二年春天四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其中包括当时历史研究所所长林甘泉先生及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先生），在东洋文库举行的与日本学者的座谈会上，岩生成一先生又在发言中主动提出这个问题，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否知道荷兰还藏有关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贵重资料，有无到海外各国搜集有关中国历史资料的计划？说实在话，当时在场的中国人，除了我因为听过岩生先生讲过之外，其他中国客人连这方面的思想准备都没有，更不用说订立这样的计划了。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提到当时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教授的金井圆先生，他也再三向我提出：研究中日关系史，不仅要着眼于运用中、日两方面既刊的现成资料，还要努力发掘中国方面例如原始档案等未发表的原始资料。他们这些话，的确反映他们不愧是眼光远大，胸怀开阔的国际性学者，考虑问题不局限于眼皮底下，而是放眼世界，并且具有一种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也许正是中国学者（特别像我这样人）的差距之所在。因而，给我以很大启发，对我回国后制订这些年来工作计划，起了很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谚语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确是，在这些视野广阔的大学者面前，往往几句话就能给人受用不尽的好处。当然，在这里面，也同时渗透着一种关心外国学子的诲人不倦的精神。正因如此，当1989年我得知岩生成一先生仙逝的消息，心中十分惋惜难过，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远在异国的我，心中深深怀念着这位学识渊博而又诲人不倦的前辈大学者，谨志由衷的悼念之情，并衷心祝他冥福。

另一位给我印象极深的是小叶田淳先生。小叶田先生是战前京都大学出身，曾任京都大学等校教授。他是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尤其专长于明清时代的中日交通贸易及中琉关系等方面，著作颇丰，也是日本学士院会员，曾经荣获日本学士院奖，目前除了是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之外，还担任住友史料馆馆长，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编集委员会委员长等许多职务，在日本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我由于拜读过他的著作，对他慕名已久。当我1984年11月去京都，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他首次晤面时，他已是八十高龄须发皆白的前辈大学者。论年资、学问，他以及后面提到的石原道博先生等，都是以作我的师辈而有余。正如我的业师周一良先生几次对我提起小叶田先生和石原先生时，都盛赞他们的学问，说：“那是真正的大家”，叫我好好向他们学习。但是，一经见面，我感到，他对我这相当于他晚生后辈的异国学子十分亲切诚恳，毫无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当我第一次到他家时，他立刻主动把他的著名著作、中日关系史的必读书《中世日中交通贸易史研究》在亲自题名后，送给我，并对未来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提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以后，每当我有问题请教，都有问必答，毫无保留。例如，后来不久，汤谷稔根据小叶田先生的上述著作为基础，编了《日明勘合贸易史料》一书问世。其中，把日明之间有关勘合贸易史料，几乎搜罗殆尽，颇为便利。但我感到稍有美中不足的是，如果进一步从全部日明贸易的角度出发，则它对于日明间的民间贸易未有涉及，总是一点憾事。但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小叶田先生时，他也有同感。并且随后在给我的信中，立即把有关日明民间贸易的资料来源一一开列给我，嘱我去查阅。后来，我回国后，涉猎到琉球的《历代宝案》，写信中向他提及，他也立刻把他写的关于《历代宝案》的文章寄赠给我，并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另外，在我与先生接触中，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当我1988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表团的一员，应邀去日本作短期访问到达京都时，我特地抽空去看先生。由于相隔三年不见了，特别亲热，我特地侍立身旁，合影留念。当告辞出来时，他不顾八十三岁的高龄，坚持要送我出来。不仅边走边谈，一同步出他家的小巷，来到马路口。我再次劝他回去，他又坚持陪我一同横断喧嚣的大街，一直送我到了大街对面的汽车站旁，一直看我上了汽车。当汽车开动时，正看见先生佇立车下，向我挥手告别。夕阳余晖照耀下，先生那满头银丝似的白发，那慈祥的面容，挥手告别的神态，此情此景，令我几年来常常萦迴脑际，而难以忘怀。我以一个晚生后辈的异国学子，能亲聆先生的面教，已经十分荣幸，竟然还蒙先生以八十高龄，相送到车下，更使人惶悚莫名。这里，除了反映先生平易近人的伟大风貌以外，更主要的，还是表现他对中日友好的一片赤诚！

石原道博先生也是我久久慕名，到日本后才得见面的一位前辈学者。他是战前从东京帝大出身，战后到茨城大学任教，现年八十一岁，已经从茨城大学退休，是茨城大学的名誉教授。石原先生毕生致力于明清（江户）时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著有《朱舜水》《倭寇》等多种，在学界久负盛名。在1984年夏天，我在西嶋定生先生家，见到西嶋先生的高足，现在茨城大学任副教授的鹤间和幸先生。听他谈起石原先生在茨大的消息，不觉喜出望外。立刻拜托他代为介绍。于是在8、9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去水户，拜谒朱舜水墓，同时在鹤间先生引导下，到石原先生家拜访、首次见面，就感到石原先生是一位非常热情，诚恳而又平易近人的学者。从那次分手以后，我不断在信中向他请教有关明清时代中日关系的各种问题。每有所问，必及时作答，并介绍有关各种资料。每一打开信，呈现在眼前的，就是石原先生那端正、工整而又漂亮的毛笔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关于日本学者研究近世以来西学传入日本的问题。他在回信中，不但把自己写过的文章复印寄给我，并且一并开来一系列有关的论文目录，供我参考，显现其为人的诚恳，设想周到的用心。授业师周一良先生也非常敬佩石原先生的学问渊博。当周先生1985年春天应东京大学之邀来日之际，在神田一家书店中偶遇石原先生所著并由他亲自收藏，（上有先生亲笔签名并蓄有“石原藏书”的私章）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的研究》一书，十分珍贵，遂即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无此书。当得知我没有时，遂即购下，送我以为纪念。并蒙一良师在扉页上题辞，其文曰：

“一九八五年三月，到水户访德川光圀及朱舜水遗迹，见石原道博翁所写朱舜水碑。回东京后，在严松堂购得此书，为石原翁藏书，且有署名，颇感亲切。应元同志治中日关系史，曾到水户晤石原先生，与余相晤东京，聚谈甚欢，因以赠之。一良”

据我印象，一良师似未及亲晤石原先生，但从平常对我的谈话及上述题辞的字里行间，都反映对石原先生的敬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中日两国老一辈两位大学者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是史坛的一段佳话，也反映对后辈学子的勖勉，令人感动。

西嶋定生先生是我1984年到日本后，有幸结识的另一位前辈著名学者。记得那是在1984年夏季，我到日后不久，在他的高足东大文学部教授尾形勇先生带领下，到他家拜访的。西嶋先生是战前由东京帝大东洋史学科出身，战后任东大教授，专攻中国古代史，是日本当前著名的中国古代史的专家之一，著作极多，并自成一家之言，以致有“西嶋史学”之称。我去拜访他当时，已从东大退休，成为东大名誉教授，改去私立大学任教。他多年来执教于东大等校，桃李遍关东，每年元旦后的一月五日，其门下弟子等均齐集先生家拜年，先生设宴招待，形成惯例。1985年元旦，适逢我在东京，应尾形勇先生之邀，躬逢其会，甚感欣快。西嶋先生为人十分热情、诚恳，无论对本国及外国后辈学子，遇有请教之处，均倾囊相授。先生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一派典型的学者风貌。而我尤其感叹于西嶋先生之博学。他藏书极丰，无异于一个小型的东洋史、日本史的图书馆，学识尤其渊博。他虽然主要是中国古代史（日本曾称“东洋史”）的专家，尤精于中国历代之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但他对日本历史上的对外关系，包括中日关系，亦有精深的研究。例如：他所惠赠的《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一书（1985，东大出版会）。书中分析了日本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国际背景及历代与外部的关系，实际上，说它是一部具体而微的“日本对外关系史”，亦未为不可。他对日本遣唐使是否携有国书问题，亦有极为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实际上是“中日兼通，学贯东洋”。记得在1988年，我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代表团之一员，应日本古代城市研究会之邀，赴日作短期考察访问，主要是参观日本古代城市遗址。我曾抽空在尾形勇、鹤间和幸诸先生陪同下去拜望西嶋先生、当西嶋先生得知我们来日之目的后，话题便自然转到日本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及与中国城市对比问题，西嶋先生上下古今，中日对比，谈得极为精彩，听者毫无倦容直到深夜，简直是一篇极好的学术论文，我简直后悔没有带录音机来。按说，日本古代城市发展史并非先生之专攻，而其学识渊博如此，令人叹服。

当然，除了上面所谈的几位前辈学者之外，还有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与我有很多接触，并从各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例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现任所长）池田温先生，在1984—1985年作为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修的接受人，为我在东大的研修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时主动把我需要的文献资料复印赐赠，对我帮助很大。关西大学教授，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大庭修先生在1984年11—12月，曾接待我在关西大学停留一个月之久，搜集资料，并惠赠他获得日本学界最高奖赏——学士院赏的大著《江户时代接受中国文化之研究》及关大编印的各种资料（其高足松浦章教授也曾给我很多具体关照）。清代中日贸易史专家山胁悌二郞先生耐心而详尽地为我介绍并剖析了日本学界关于江户时代日中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使我获益匪浅。早稻田大学依田憙家教授当1984年我首次到日本时，曾多方引导，帮助我熟悉日本的环境，并购书相赠，盛情可感。凡此种种，不及备载。

虽然远隔重洋，时过境迁，但我每想起他们的言行风范及对我的帮助，都止不住一股暖流掠过心田。他们是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为中日友谊添砖加瓦，架设金桥。每想起他们就使我想起中国人赴日留学史上，鲁迅所深切怀念与感激的藤野先生、为中国人留日学生教育贡献毕生精力的松本龟次郞先生等先哲们。而我所接触的几位学者，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这一事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所以使人对他们产生敬仰与感激之情的原因，除了他们渊博而精深的学术成就之外，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们对异邦后辈学人的诚诚恳恳、诲人不倦的精神。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学界殷切期望的拳拳厚意与一片真挚的友好感情。另一点是，尽管他们在日本学术界已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而日本目前又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当发达的经济大国，但他们却毫无自骄自满之意，却更多的是一片谦虚与坦诚的作风，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动。在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留日学生历史上，既有像藤野先生，松本龟次郞先生那样正面的榜样，但也有一些反面的教训。战前中国留日学生之所以不断发生一些不愉快的纠纷，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当局的侵华政策。但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日本人受当局沙文主义错误论调的影响，对中国留学生采取轻蔑与卑视态度，也是激起他们反感的原因之一。一“谦”一“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对于对方所引起的心理后国及对中日关系上所产生的影响，却迥然不同，不可低估。这方面，我在1988年中国刊物上所发表的一篇拙文（《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与日本大陆政策》，刊于《日本研究》1988年第1期）中，略有论述，有兴趣者不妨参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位给我印象很深的学者，田中正俊先生。田中先生在战前（1943年）就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不久，被征入伍。战后复学，从东京大学毕业。辗转在各本学任教，1982年从东京大学教授岗位上退休，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图书部长。田中先生作为东洋史学家，其主攻方向是中国经济史，主要是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他编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等许多著作。他战后受羽仁五郎等日本进步史学家影响，努力学习马克思著作，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东洋史。他的有些观点和态度，给我印象很深。例如：

他在著作中，旗帜鲜明地批判欧美日等国历史学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提出的“亚洲社会停滞论”。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生产也在不断发展，没有外力干扰，中国完全具备自己从封建制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自己完成现代化的条件。后来只是因为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压迫，被打断了这一过程。而所谓“亚洲社会停滞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作辩护的理论而已。而他之选取明清时代的农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正是与这一目的有关。

关于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问题。同样是面临侵略威胁的亚洲国家，何以日本终于现代化取得成功？而中国却归于失败。这是近些年来中国史学界有关学者颇感兴趣并孜孜以求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多半从两国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寻找各种答案。当然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田中先生远在1967年的论文中，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后来，当1987年他应邀在北京师大的讲学中，以及我邀请他出席当时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中日文化与近代化比较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中，发表了他的看法，颇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起码我个人感到颇受启发。他认为，不应把中国现代化与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完全割裂开来，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事物来加以对比。相反，应该把它们看成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整体。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恰恰靠压迫、侵略中国，牺牲中国的现代化，才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因而，战前的日本实际上是后进亚洲的敌对者，日本人不应该无视这一点，而自充“先进”。他并且谴责当前日本学术界对这一点未予重视，是错误的。……他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从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出发，通过学术研究，得出“自我反省”式的结论。同时，其中也充满着对被压迫、被侵略的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同情与友好，确是难能可贵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田中先生在二次大战中，不过只是在1943年作为一个学生被征入伍、充当普通士兵到过台湾等地而已，这本来是被迫的。而在他的一些著作和在中国的演讲中，却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件事，并向中国人表示“歉意”。可见他是一个诚实的日本人。

虽然，在我1984—1985这一年滞日过程中，遇有困难时，也承蒙田中先生尽力相助。但更重要的，却是他的态度、观点、作风，给我以更大的启迪和教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学术研究为武器，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中国人民炽热的友好感情，这就是贯穿田中先生思想中的一条红线。

我常常这样想：田中先生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个人，甚至我们中国历史学界的同行们，都是值得学习的。譬如，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史学界中，把学术成果看成个人的“名山事业”，而较少考虑其社会责任的倾向，有所滋长，即为一例。而对于日本学术界来说，如果有更多更多像田中先生这样的学者，那么，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日友好事业都是莫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