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门重开启，扶桑秋正浓。胸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公派赴东瀛考察进修。

“各位旅客，您们好！今天是1981年9月23日，……客机现已飞临东海上空，……”CA925航班空姐的甜润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使我从与同事和亲人的惜别中猛醒过来。探头向窗外望去，朵朵白云和银光闪闪的宽大机翼下面，泛着白漪的墨绿色大海隐约可见。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飞赴日本的机仓之中。

波音747的巨大轰鸣声，又催我陷入沉思：

粉碎了“四人帮”，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才使我这专事研究日本问题的已过不惑之年的一介书生，从长达10年的“不闻、不言、不视”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有机会亲临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和研究……

但日本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我将要留学两年的创价大学，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会欢迎我吗？

我的导师新井直之教授是怎样一位学者，他能给我以充分的指导吗？

我住在何处，将要接触到的日本人会对我友好吗？

……思绪万千，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踏上了陌生的日本国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年留学生活飞逝而过。自回国后，不觉已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此时此刻，使我不禁回忆起滞日两年的留学生活，倍感留日有三幸之运气。

怀着新奇而又忐忑的心情去创价大学报到后，先拜会了导师新井直之先生、文学系主任渡边藤一先生和校长高松和男博士。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来校学习，希望我能在两年之中愉快生活，并表示将为我的学习、研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初次见面，这几位谆谆长者的热诚友好，就驱散了我的不安之情。自此，我正式成为创价大学的一名“老学生”和创大师生们一起度过了两年的留学生活。

创价大学地处东京都八王子市武藏野的一片郁郁葱葱的丘陵地上。校园环境幽雅，绿树成荫，四季鲜花盛开。从高空鸟瞰，—座座白色的教学大楼、图书馆、体育馆和学生宿舍，犹如几只巨大白鹤婷婷玉立于绿萍之间……。

创价大学是1971年4月2日由日本当代知名社会活动家、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创办的新型私立文科大学。教学主楼前的《建学碑》上，镌刻着池田大作先生亲笔题写的三句办学宗旨：“应是教育人的最高学府，应是建设新文化的摇篮，应是保卫人类和平的要塞”在我短短的两年留学进修中，通过听课学习，应邀参加创大的各种校内外活动和同许多创大师生员工的广泛接触，都使我深切体会到，创价大学的确是在池田大作先生的这一办学指导思想下生机勃勃地发展着。学校的各种活动和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处处都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日本老牌大学的新兴景象，使人感到他们试图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

池田大作先生访问过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但他访华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为促进日中友好和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日中友好的园地，创价大学在中日复交后率先接受了中国留学生，并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相继建立了定期互换教师和留学生的校际交流关系。创大校长和师生也多次访华，是日本访华人次最多的大学之一。

池田大作先生第二次访华（1974年12月）时，曾会见了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我是在50多年前，于樱花盛开的时节由日本回国的”。池田大作先生动情地说：“希望周总理在樱花盛开时再次访问日本”。为了纪念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并祝愿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也为了迎接来创大学习的首批中国留学生，1975年11月5日，高松和男校长和六名中国留学生，在创大校园“文学之池”的小湖畔，一起挥锹植下一棵命名为“周恩来樱”的樱花树。1979年4月7日，中国青联访日代表团一行访问创大时，又在樱花盛开的《周恩来樱》旁植下一棵命名为“邓颖超樱”的樱花树。自此以后，创大的师生们，每年都要在樱花盛开季节，邀请中国的留学生和来访者，在“周夫妇樱”下举办纪念活动，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笔者也曾两次应邀参加，和日本师生同唱中日友谊之歌，摄影留念，追思周总理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业绩。

创价大学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充满校园。校内唯一的实验农场，就命名为“日中友谊农场”；全校上百个学生课外活动组织中，唯一的国别研究会就是“中国研究会”，成员一直保持在百人以上。此外还有“丝绸之路研究会”等。不少日本学生，不仅热心于中文学习，还多次组团访华，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中国研究会”举办活动时，总要邀请中国的留学人员一道参加，或表演中国、日本的歌舞进行联欢，或一起赏月吃月饼，或布茶道品茗，畅叙中日文化的源远流长。

创大校园内，随处都可看到池田大作先生鼓励青年们奋进的题词石刻，“正义”、“和平”、“健康”、“英知”、“勤奋”、“友爱”、“信赖”、“理性”、“热情”等座右铭，已成为创价大学充满生机和朝气的源泉。

滞日两年中，我有幸能够在这样一所充满活力的美丽大学中进行学习进修，并得到校方和师生员工们的友好盛情关照，是十分幸运的。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池田大作先生，感谢高松和男校长，感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先生，还要感谢那些和我交往过的可爱的日本青年朋友们。我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祝愿创价大学——我的母校取得更大发展。

新井直之教授，是我留日时的恩师。

先生是研究战后日本新闻事业的权威学者之一，著述等身。他的明晰而现实主义的研究风格，令我仰慕不已。

先生待人极为真诚和善，在学生面前从不摆出大学者的架子，不论是课堂教学还是私下交谈，总是心平气和地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启发你的思路。先生对日本新闻事业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于日本自身，而是站在人类传播事业宏观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听他的讲学，总能使人顿开茅塞，拓宽思路，从而加深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学到真正的知识。

先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非常关心，对中国一往情深，自50年代以来已多次访华。所以，对于我这个投其门下的中国“老学生”是倍加关照的。除去安排我每周听讲1～2次大课外，先生还要我同他的几名研究生一道，每周进行一次讨论式授课学习。这种场合，一方面可以同其他研究生共同进行讨论，同时也可听到先生更精辟的讲解，使我受益匪浅。更使我感动的是，先生还打破惯例，专为我开“小灶”，每周在摆满书架的研究室内，单独为我一个人开一次“促膝授课”。这对先生来说是额外的负担，但对我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最佳学习机会。“促膝授课”中，我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要求先生解答，而先生也总是百问不厌地尽其所知传授于我。先生总是详细阐述有关问题的背景情况和他的看法，以加深我对有关问题的理解。有时还信手从书架中抽出一本，翻开其中一页要我仔细阅览，然后就借阅于我或干脆赠送于我。此外，为了使我更全面地了解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现状和理论研究的动向，先生还多次亲自带我参观访问日本的各大新闻媒介机构，并“走后门”介绍我到其他大学免费听取有关教授的课程，使我大开眼界。

先生对我的生活也时时给以关照，对他的热情，我至今难以忘怀。“每逢佳节倍思亲”，先生也一定深知中国人的这种情感，所以，每当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中秋节和春节来临之际，先生一家总要把我邀去吃饭或是在街上的中华料理店招待我。有一次还邀我去他们家一起动手包饺子吃，并请来他们的亲戚，共叙中日友好之情。这种时刻，先生的周到细心，总是使我感动不已。

先生的治学之道和待人之情，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自我回国至今，虽已过去近十个年头，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师生之谊的频繁联系。这些年来，先生还经常给我寄来所需资料，对我的研究工作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期间，先生还两次访华，我虽然竭尽小小的地主之谊，但实难回报先生对我的厚情之一二。去年惊闻先生大病一场，九死一生。我遥祈先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继续为中日友好和两国的新闻学术交流贡献力量。

滞日两年中，我一直居住在西国分寺车站附近一家民宅的小公寓里。此处住房条件虽然较差，并远离市中心，但周围环境非常安静，很适合于我的学习研究工作。尤其是房东保坂一家，对中国留学生非常友好，生活上关怀备至，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和房东一家的友好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们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思乡、孤寂之情。保坂一家先后为我们买来了洗衣机、电暖炉、电风扇、电视机等生活必需品，当得知我们不习惯于去附近的“汤”洗澡时，又专门在小公寓内安装了一间热水淋浴设备……。保坂一家并不富有，之所以这般关照我们，完全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女主人虽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但颇有文化教养，尤其是对中国的历史很感兴趣，曾多次到中国旅游，参观中国的名胜古迹。

每当我们这个小公寓新来一位中国留学生或是有人即将学成归国时，保坂夫妇都要把我们请到他们的和式客间进行招待，或是欢迎新来者，或是为回国者饯行。此时，保坂夫妇都要重申：“你们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来到日本学习很不容易，希望你们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不要想家，安心学习。你们不要尊称我们老俩口，就叫叔叔、阿姨好了”，更使我难忘的是，当我们三名进修学者即将归国之际，保坂夫妇还不顾有病的身躯，亲自陪同我们登上富士山顶，一览日本的秀丽山河。

由于我在宿舍里自学研究的时间略多于其他人，所以，平均每周有一次，保坂阿姨都要通过传呼器问道：“宁桑在吗？过来喝茶好吗？”这时，我就知道，保坂阿姨已忙完了家务，想找我过去聊天了。因此，我同保坂一家的交往更多于其他中国留学生，更亲近一层。保坂阿姨与我无所不谈，中日两国的历史、现状、风土人情，妇女解放等等，都是我们的聊天话题。交谈中我是既当“先生”也当“学生”，当她问到中国的事情时，我也就毫不客气地以“中国通”自居；当谈到日本的事情时，我当然是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求教了。在我们已经很熟悉之后，保坂阿姨还邀我出席她们自发组织的一次居民讨论会，要我为她们做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问题的专题报告。有一次，保坂阿姨还向我吐露一件他们家中的“秘密”：“我的大儿子对我说，爸爸说妈妈这一年里对我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保坂阿姨说到这里笑了起来：“这可能是宁桑这段时间，向我介绍中国妇女解放情况对我的影响吧”。

在和保坂阿姨的交谈中，她不仅以最通俗的语言向我介绍日本的各种社会世情，而且还使我了解到一位普普通通的日本妇女，对有关问题的朴实公正的看法。如果说，滞日两年间我对许多日本问题的了解、研究能够比较切合实际的话，很多知识都是这位普通的日本妇女传授给我的。保坂阿姨或许至今尚未意识到，她正是我留学日本的第二位老师啊！

我回国之后，保坂阿姨还曾四次来中国旅游，遗憾的是，有时是因为旅游团日程太紧张，有时是因为中国的通讯工具不畅，未能次次会面。只有一次，我带着家人去她所住的饭店一叙，却未能畅谈别后之情。

什么时候能再见善良的保坂阿姨和她的一家呢？听说她现在已是儿孙满堂。我祝愿保坂夫妇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三生有幸”，是中国人用以表达遇有佳朋幸事时的夸张说法，而我在短短的留学东瀛的两年生活中，却幸运地遇上一所好学校、一位好导师，一家好房东。“留日三幸”永远留在我的美好记忆中。当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子子孙孙发展下去的大业，是包含有我的“留日三幸”的大幸。在此，我衷心祝愿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在不忘近代史上的短暂不幸的同时，把中日友好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永保亚洲和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