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我来到东京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的生活。在此之前我只是做为翻译到过日本，印象不甚深刻。

1985年9月的一天，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会长有泽广巳先生偕夫人，在东京御茶之水车站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宴请我们六七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留日学生，他春风般温和的性格和高深的学识感人至深。

有泽广已先生生于1896年2月，是日本高知县人。他在仙台第二国立高中毕业后，于1919年9月考入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本世纪20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在大学讲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几个帝国大学由于与国外学术交流频繁，明治、大正时代政府对学术干予，并不象昭和时代那样露骨。有泽先生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开始潜心攻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22年他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首届毕业生留校任助教、专攻经济理论。1924年他就任东大副教授。1926年留学德国，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1928年回国后讲授统计学。1938年，由于他不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合作，并支持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被当局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免职，同时被捕入狱，被囚禁14个月。

席间，当谈到这段历史时，作陪的日本朋友赞扬有泽夫人，说她每每到监狱探望，鼓励有泽先生坚持下去，还送去了许多生活必需品。当日本友人盛赞有泽先生和夫人的爱情是那么纯洁高尚，有泽夫人是典型的日本贤妻时，有泽夫人莞尔一笑，表示这是应该的。

接着有泽先生和他的得意门生中村隆英先生无限感慨地回忆起1945年11月有泽先生在东京大学复课时，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情景。那时阶梯教室坐无虚席，许多人穿着旧军装站在教室后边听课，表现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

战后，有泽广巳先生的活动不仅限于学校范围，他还参加了恢复经济的战后问题研究会，在重建日本经济这一统一的目标下制定了政策。著名的重建发展煤炭重工业的“重点生产方式”就是那时提出来的。大内先生的一段回忆录很说明问题，“记得在战后的那一年里，……因为没有火炉，所以常常忍受寒冷，热烈地讨论日本的未来。……当时日本经济学的智囊们几乎都云集在那个审议会。他们就象明治维新时期的仁人志士们那样充满朝气、献计献策……。”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理论也是有泽先生提出、被政府采纳，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可以说，在战后经济的恢复过程中，凝聚了有泽广巳先生的辛勤劳动和智慧。

60年代以来，有泽先生担任民间经济结构社团法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会长、此后还担任了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会长，70年代末，他出任了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会长，他说：“使中国繁荣昌盛是全世界的义务。”

当有泽先生知道我爱人庄人遴在清华大学搞原子能方面的研究时，他很高兴，特别是知道我爱人的父亲庄前鼎是2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清华大学机械系创始人时，他欣然代表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同意赞助我爱人到东京大学工学部原子能工学科短期进修。

1986年5月，有泽广巳先生特地在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办公楼里，接见了我们夫妻二人。他对我爱人说：“这个季节来到东京作研究工作是宜人的，希望你能把日本的科技经验用到中国的建设中去。中国的能源开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接见结束后，我爱人感慨地说：“有泽广巳先生在日本社会地位如此之高，却丝毫没有一点儿架子，待人象父亲又象兄长，顿时驱散了我的陌生感。”我爱人的这次短期留学学到不少技术，回国后对他的海底石油核测井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当我们离开日本之前，有泽广巳先生还委托他的助手在新桥附近的中国餐馆开了送行会，这哪里是私人的交往呢？有泽广巳先生对于中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与他的爱中国，希望中国昌盛的愿望是一致的。

有泽广巳先生在85年秋就下决心把他一生藏书送给社会科学院。我在日期间曾多次到有泽先生家协助工作，帮助整理图书。

有泽先生的家是一所木结构的老式日本建筑，阁楼里、房间里放满了书。走进他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四十年代时兴的旧沙发。木质的扶手、老式的沙发套图案，使我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抗战胜利后在北京东单等地拍卖的归国日本人变卖的物件之中就有这样的沙发，我家也有一套这样的沙发。我到过许多日本人家做客，战后日本人经济上富裕起来，不少中年知识分子的家都很欧美化，布置得富丽堂煌。而有泽先生这位学士院院长，与天皇一起向科学家颁奖的人，为什么如此节衣缩食、生活如此简朴呢？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知道，有泽先生对待别人是从不吝啬的，不用说宴请我们普通的留日学生、学者每一个人一顿饭用餐费上万日元尚且不足，就仅我们几个帮助整理图书的人，每顿午饭从外边买盒饭至少每人也得上千元。先生做为一个学者他在买书方面是从不吝啬的，在帮助青年人进步方面他也舍得花钱，但他对自己是节衣缩食、恪守东方人节约的传统美德。有泽先生不是商人、更不是大资本家。他的存款是节衣缩食、一分一分攒起来的，钱总是用在它该用的地方。

有泽先生虽然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为日中友好而奋斗，他那充满了朴实光华的一生，就是他正直秉性所发出的光华，也是他忠厚、勤奋、智慧和追求真理的光华。

在赴日留学生之中，不乏有人几年没和日本人说过几句话，不少人被排除在社交圈之外。初到日本的时候，我也曾有过孤独感。除了到大学研究室参加一周几次的例会之外，只有通过电视了解影视所反应的不大真实的日本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做为访问学者的我多么希望更多地深入日本社会呀！

正值此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经济学博士隅谷三喜男先生得知我要对日本的近代化与教育进行教育社会学的考察，邀请我参加东京女子大学的各种活动。隅谷先生本人是教育家，又是经济学家，著有《大学是象牙之塔吗？》等教育社会学著作。一次在东京女子大学参加校庆之后，隅谷先生把我叫到校长室，送给我许多教育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使我在回国后撰写《教育、社会、人》时有了许多参考书。

隅谷三喜男先生1916年生于东京，1941年东大经济学部毕业，战前在中国东北工作过一个时期，他的人格是很高尚的，据日本朋友介绍说，日本小说家五味川纯平写的小说《做人的条件》就是以他为模特的。

战后，隅谷先生社会活动很多，他还担任日本劳动协会会长，该团体除了对劳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之外，还对工人、工会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我对经济问题是外行，曾经与经济学者张舒英同志一起去走访过劳动协会，得到的印象是他作为劳动协会会长和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工作是很繁忙又很劳累的。

回国五年之后、忽闻隅谷先生患病，想来这与他长年劳累是很有关系的。回想起他在百忙之中还记挂着我的研究、大量赠书给我的往事；又连想到从1991年起，他将自己节衣缩食、一分一分攒起来的存款慷慨地捐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日本研究基金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隅谷先生的这一件件、一桩桩平凡而伟大、纯洁高尚的行为不仅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所做的善事，而是出自他远大的国际眼光和对社会科学真谛的理解，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这燃着希望之光的火炬将一代代传下去，永远激励后人、激励我们对事业的进取心。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亲陈田鹤就作过许多抗战歌曲，《巷战歌》是老一代人爱唱的抗日歌曲，《血债》钢琴曲也是描写重庆受敌机轰炸后老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的。可是父亲在他学生时代就自学日语翻译过列宁的传记。平时也阅读日本方面的音乐大系。我的外祖父是前清举人，1903年赴日考察教育三年，对日本的印象是很好的。所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从小就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疑团。1985年的考察，使我进一步搞清了我在60年代初学习日语时没能懂的问题。我深深地知道加强国际间理解的必要性。在日本考察进修期间，我也有幸结识了这方面的先辈田村胜夫先生，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

田村胜夫先生是青森县弘前市郊农家出身，他从青森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到东京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他因反动当局清洗共产党人的活动、被迫停止教学。他在东京大学担任教职员工会的书记，后来又在弘文堂担任一名出色的编辑。此后、他决心以出版为武器对掌权者施加压力与影响，成为出版界的活跃人物。1987年还得到他故乡青森县的嘉奖。

1986年初夏，在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一次酒会上，第一次见到田村先生。田村先生那不苟言笑的表情中，时时流露出对中国的深切关心和加强中白交流的愿望。酒会后我收到他赠送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其实自从80年代初，我开始日本研究时就阅读该社出版的书籍了。单就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书就有《中国革命长征史》、《知识分子的先躯者韬奋》、《周恩来其人》、《彭德怀自述》、《延安日记》、《将军和孤儿》、《我与敦煌》。该社除了出版“了解世界，了解日本”为专题的系列书籍外，还对世界局势，现代史、经济学、未来学有广泛的介绍。

《西行漫记》仅照片就有450幅，田村先生在日本不惜工本地出版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书籍，就更难能可贵了。

回国前，为了表示感谢之情，我亲自到东京赤坂去拜访田村先生，并参观他的“面向未来”（Simul）出版社。出版社的一楼是售书厅、二楼是编辑部办公室。整个办公室看上去象一架旋转着的印刷机，每个人都象其中的一个零件。编辑们象银行出纳员一样坐在高高的柜台后边，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校稿。听人说田村先生有“铁面无私”的厉害鬼的称号，对部下要求很严格。田村先生的办公室内陈设着他的出版社出版过的书，据说约有千册之多。他了解我是研究日本文化教育的，又送了我几本美国人写的这方面的书，这些书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甚大，至今翻阅起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田村胜夫先生的出版社的大政方针是面向国外，从国际社会中寻找敢讲真话的学者作为自己的作者，展开国际交流，让日本了解国际社会。用田村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邀请读者与作者一齐来创造现代史”。田村先生说：“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深知民主力量发展的重要，我的出版社就是要为世界和平制造舆论，使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是十分重要的。”

每年岁暮，我都曾接到过田村胜夫社长寄来的贺年片，它激励着我更多地介绍日本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为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而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