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入境手续办理完毕之后，我推着行李车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东京成田机场的迎候大厅。尽管几天来我对于访问日本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一旦踏上异国的国土，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外国人”，心中还是不免有些紧张。在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技术发达程度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异国他乡，我会生活得怎样？作为受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的中国访日学者，我将在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依田憙家教授指导下研究日本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此行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我一边慢慢朝前走着，一边搜寻着日本学术振兴会委托的接待人员。“蒋先生！”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唤住了我，转首一看，啊，是依田先生。我连忙放开行李车，向他鞠躬问好：“先生，您怎么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太谢谢啦。”我知道，成田机场距东京很远，而且其他同行访问日本时，日方接待学者亲自到机场迎接的事是极少见的依田却笑笑说：“路远些没关系。你第一次到日本来，我不到机场来接你，放心不下呀。”我仔细地打量着他，见他还是穿着一个月前在北京大学讲课时穿的那件褐色条绒西服上衣，未打领带，图方便系着一根领扣，头戴小圆帽，圆圆的脸上仍浮现着那熟悉的笑容。对于他的热情，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比我大15岁，又是我的师长，我提醒自己亲热要有分寸，以免有碍于他的学者尊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完全没有必要产生这种顾虑。

依田先生陪同我坐上日本交通公社开往东京市内的大巴士。在一个多小时的行程中，他指点着高速公路两旁飞速掠过的景色饶有兴致地一一介绍给我，还不厌其详地提醒我在日本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看我只戴着一块廉价的电子表，便立即摘下他自己的高级多功能电子表，不容分说地戴在我的手腕上。下午3时，我们到达了我的临时投宿地亚洲会馆。休息了不多久，依田便又带我去喧闹繁华的新宿观景。这时，晚霞退去，夜幕降临。霓虹彩灯五光十色，八方游客摩肩接踵。各类商店、饭馆、影剧院栉比鳞次，真是个热闹的去处。看够了新宿夜景，依田将我带进了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在一家小饭馆里请我吃了一顿日本料理炸猪排，并与我举杯对饮，对我访问日本表示衷心的欢迎。

这就是1984年1月24日我第一次访日抵达东京时的情形。时隔8年，我仍记忆犹新。

依田憙家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人热情至极的人。我第一次访日时，他不仅在早大附近的一所公寓里为我租到一套房子，还亲自带我去查看水电煤气和电话通不通，有无桌椅，和我一同上街置办炊具、被褥，并且自己花钱买了洗涤灵、电暖炉（这些东西当时在中国还没有）送给我，还从他家拿来从照相机到拖鞋的许多生活用品供我使用。我到他家拜访时，看到他的家中到处堆满了书，身为大学教授，每月仅工资收入就四五十万日元，客厅内却只摆放着一台小得可怜的、图象已模糊不清的黑白电视机。而且电视机上尘积盈寸，说明主人难得用它一用。依田不愿花几万日元买一台彩电，对北京来的客人却从不吝啬，不仅送书送物，陪同参观游览，而且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尤其对那些正在日本求学的、经济拮据的年轻中国学子，他常常慷慨解囊相助，而且从不要求回报。在早大12号馆社会科学研究所他的研究室里，墙上挂满了中国学者书赠给他的字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中国友人的感激之情。依田善长石刻，对每一位来访的客人，都刻章相赠。他特地精选了一块石料，刻成一枚阴阳合壁章送我。我虽然笔锋钝驽，兴奋之余，也不自量力地写了两个条幅送他，一是隶书《论语》名句“有朋自远方来”，一是草书梁启超的名句“江河学海，不到不止”，并且都郑重地盖上了他给我刻的图章。他自然十分高兴。

依田憙家先生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访问中国20余次，走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无论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对中国一往情深。我初到日本时，他对我说过的三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不要象年轻人那样以为日本什么都好”，二是“现在日本人的印象中，大陆来的人好于台湾来的人”，三是“中国现在有1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比当年日本经济起飞时的外汇储备还要多，中国经济一定能很快发展起来”。看得出来，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分高兴，怪不得他自号为“怿堂”呢！我多么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更快地富强起来，好让这位可敬可亲的日本朋友更加高兴啊！

我和依田在一起常常无话不谈。他听我说中国人吃饺子能吃二三十个，便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在同其他日本人一起吃饭时常常提起此事以博得这些日本人的惊异，显示自己对中国了解之深。我在一旁总觉得中国人受到了被称为“大肚汉”之类的侮辱似的，不由得辩解几句，“你们日本人吃得也不少呀，有一个日本小伙子在我的住处吃我亲手包的饺子，吃了三四十个把肚子撑得滚圆还舍不得放筷子，末了还把剩下的饺子带回家去，说要给老婆孩子尝尝”。不过平心而论，日本人的饭量是比中国人的饭量小些。还有一件事也让依田大惊小怪了一阵。他听我说北京人有电冰箱到冬天也不用，感到非常奇怪，也是逢人便讲，他哪里知道北京的冬天比东京的冬天冷得多，北京的电费比东京的电费又相对贵得多，北京人当然要设法节约了（当然，依田感到奇怪也自有其道理，现在到冬天就拔电冰箱插销的北京人恐怕也少见了）。我们谈得高兴时，也会忘乎所以。有一次我去他的新居做客，他很高兴。他一边同我聊天，一边做咖喱饭招待我。聊天聊到高兴处，他用手来回摩挲着脚掌，接着又去摆弄锅碗瓢盆。我看他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那么津津有眛，也只好附合着“狼吞虎咽”一番。一到这时，他就不再叫我“蒋先生”，而是称呼“蒋君了。

我在东京各处游览，依田先生都尽可能陪我去。无论是在100多米高的东京塔瞭望台上远望富士山、鸟瞰东京全景，还是在著名的椿山庄闲庭信步，欣赏典型的日本园林；无论是去上野国立博物馆探访日本历史的精华，还是去雷门浅草寺体味日本的民俗风情，我们都是双双结伴而行。我们的镰仓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镰仓与东京、京都、奈良并为日本四大古都，是1192年建立的镰仓幕府所在地，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如今镰仓除有一些古墓、古宅遗迹如镰仓幕府创始人源赖朝之墓、执权北条高时的宅迹、室町幕府的创始人足利尊氏之墓等，还以星罗棋布在镰仓丘陵之中的上百座庙宇而闻名遐迩。在我到日本后不久的一天，依田听我说想去镰仓揽胜，便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打电话约了另外两位中国同行，一同乘电车前往镰仓。在镰仓参观的路径他是那么熟悉，可见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只要是陪中国人游览，他从不厌倦。当我们在圆觉寺的小山顶上的茶棚下品茗小憩时，浓郁葱葱的镰仓山地和远处水波不兴的相模海湾的绮丽景色尽收眼底，令人好不惬意。当我们在700余年前建成的10余米高的高德院青铜大佛前合影留念时，依田紧紧靠在我身旁，笑得那样开心。不过，也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不安的事。那是在参观鹤冈八幡宫的时候，一般人参观都要施舍行礼，求签问卜，但我从来不信神鬼，更不相信自己的命运会被神灵所左右。但依田一再撺掇我求签问卦，我只好花100日元买了一签。依田的用意是我若求到一个吉签让我高兴一下，我也想买一个吉签让他高兴高兴。然而事与愿违，打开买来的纸签一看，却是凶签。签头上的一句和歌是：“大雪将临，富士山岭隐云中，身影皆不见。”对求签人的命运，签中判道：“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因此而决心一生努力奋斗，磨炼自己，很快就会开运。不应失掉信心。”对此凶签我本不在意，但依田却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得反复安慰他，既然我现在有机会出国到日本来都成了“最艰难的时刻”，将来不是会更好吗？但不管我怎样解释，依田总是难以释怀。

在3个多月后的5月仲春，依田盛情邀请我去他的故乡长野县访问。长野山地古称信浓，域中群山绵亘，河流湍急，是日本著名的风景胜地。其中尤以西部的木曾山地、中部的諏访湖和东部的轻井泽、信浓川上游的千曲川一带最为知名。长野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遗迹颇多。16世纪中叶战国大名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为争夺长野县北部千曲川的川中岛鏖战数载，川中岛古战场便成为日本家喻户晓之地。长野境内温泉众多，是日本人疗养健身的好去处。避暑胜地轻井泽更是闻名国内外，许多日本人把能去轻井泽消夏视为终生快事。依田的家乡就在距轻井泽不甚远的千曲川畔。在小诸市，我和依田参观了古代小诸藩主的城堡，现称怀古园。园中设有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岛崎藤村纪念馆，馆旁立有岛崎藤村纪念诗碑。岛崎在小诸度过了数年俭朴的教师生涯，写下了《千曲川旅情之歌》《落梅集》和《千曲川素描》等作品，并开始起稿《破戒》。我和依田在诗碑前合影留念。在上田市，我们参观了信浓国分寺资料馆、大法寺、安乐寺、中禅寺。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对日本人对历史古迹的爱护之心深为钦佩。在群山环抱的安乐寺，寺中供奉着该寺开山鼻祖惟仙和尚及二世惠仁和尚的干漆木质坐像。惟仙和尚在镰仓中期渡宋修学，1246年回国创建安乐寺。他回国时，中国僧人惠仁同至日本，惟仙圆寂后，惠仁成为该寺第二代主持。我凝视着这两尊660余年前造就的佛象，不禁为中日友好的源远流长而动情。在这样的深山沟里，竟也能寻觅到中日友好的历史遗迹，这说明中日友好早已融合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深处，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我想，依田先生就是继承了这种精神，而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吧。此行的最后到了长野市。在参观善光寺时，善男信女们对本尊如来顶礼膜拜之后都要依次进入戒坛下的地道，有言若能在黑暗的地道中摸到“极乐之锁”，就能和如来佛结上缘份，必交好运。这次我没等依田鼓动就随着队列走下了地道。地道内果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过，我前面的一位日本老太太紧紧拉着我的手摸索着前进，她在前人的指点下摸到了“极乐之锁”后，连忙把我的手也拉过去放在了“极乐之锁”上。我真感谢这位在黑暗中也不忘助人为乐要与陌生人分享幸福的日本老太太。当我告诉依田“和如来结上了缘份，今后必交好运”时，依田会心地笑了，似乎释去了镰仓观光以来的心头之病。

对我而言，依田先生不仅是师长、朋友，而且有如一家。这“有如一家”不是指经济上有何往来，而是指互相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既有亲近，也有矛盾。互相不用遮掩感情，生气发火的事也不少。在富士山还是白雪皑皑的4月，我只凭借一双登山鞋只身登上了富士山顶，因此惊动了当地的警察署和电视台。依田对我的冒险行为十分生气，说我得了景致诱惑病，万一被雪崩埋住他怎么交待。我连连向他赔不是。我在回国时，除留下他给我刻的图章外，把其它物品一古脑儿都还给了他。他对此举一定感到伤心。但他知道我是一个颇为任性的人，也就不再计较了。当我第二次、第三次去日本时，他还是那样笑咪咪地接待我。

依田先生对近代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颇有造诣。他十分敬佩中国的大思想家鲁迅，曾写诗一首《访鲁迅旧居有感》赠我：

“有贤潜此几星霜，忧世执笔碎心肝。

瘦身骨头胜钢硬，不换金笔更铁强。”

这首汉诗虽然有很浓的日本味儿，但它充分体现了作者学习鲁迅、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为了照顾中国人花费了很多时间，就挤出其他时间著书立说。他的研究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从1971年他出版了专著《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与革命形势》后，20年中又先后出版了《战前的日本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绪论》等专著，编著《日中战争占领地区统治资料》，翻译了严中平的《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史》、牟安世的《太平天国》、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等书。他的著作有些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他也是较早来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讲学、同中国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专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日本学者之一，对推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和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作出了贡献。

我访问日本时，依田把他的著作送给我，并诚恳地请我提出意见。我作为日本史研究的晚辈，从他的著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促进了我的研究工作。如果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他也能虚怀若谷地倾听我的阐述。我访日时带去的课题日本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正是在他的细心指导下得以顺利完成。对于我写的论文《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时期的政治诸形态》，他不仅向我详细介绍了日本史学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还对文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同我展开讨论，指出其中的不足，对我修改后的日文译稿他又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润色。最后他又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早大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杂志《社会科学讨究》上发表。就是在他的严格指导和热情鼓励下，我在回国后不久就运用掌握的大量史料相继写出了有关日本近代史上宪法，内阁和天皇制等重要问题的数篇论文，使我的日本近代史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从内心感谢他——依田憙家先生。

在我第一次访日结束即将离开东京的那一天，依田一清早就来到我的住处看我打点行装。我和他都想利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再聊聊天，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对坐，默然相视良久，心中楚楚不乐。起身时他说要送我到成田机场，我坚决不同意。我不能再花费他那么多时间。他只好妥协，将我送到东京市内的箱崎中转站为止。在箱崎，我上车前远远地向他挥手告别，向这位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虽然离他而去，但他对我的那一片真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