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原拓自先生是我的恩师，永远的恩师。

如今，他病倒了。得的是脑溢血，仍未完全恢复。

那是我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第二年的1989年初春。芝原先生来信说，他已从名古屋转到大阪大学文学部任教，很高兴。还问到我最近研究的进展情况，嘱咐千万不可懈怠，要努力为自己的国家工作。我回信告之了自己的近况，并希望先生能来参加由本所主持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许久过去了，却一直未得到先生的回音。疑惑之际，有位日本友人来信告诉我，芝原先生住院了，得了脑溢血，虽经抢救，但留有后遗症，精力已大不如前，医生已禁止他再从事繁重的脑力劳动，只允许由他的夫人陪着给学生上上课。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那样一个性格开朗、体魄健壮，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人，才五十多岁，怎么会……，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严酷的现实。他太累了，他是累倒的，其中，也有为了我。

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遭遇。有些事，看起来很大，但却如过眼云烟，转瞬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而有些事，似乎很小，却能久久地，久久地留在你的记忆之中，永远无法忘记。芝原先生就是我终生难忘的指路恩师。

说起来，我与芝原先生的初次相识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的巧合。那是1985年的夏天，为了继续攻读日本近代经济史，我匆匆从工作单位返回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身边作博士研究生。开学之际，恰值日本关西地区学术访华团一行五人到南大和中国各地来参观访问。该学术团的团长是日本考古界耆宿植木孝次朗先生，副团长是京都大学的朝尾直弘教授。团员中有龙谷大学教授木坂顺一郎、爱知大学教授江口圭一，年纪最轻的便是芝原拓自先生。当时，他是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当时，由于研究室人手紧，这翻译兼向导陪同的工作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我并不认识芝原先生，只是从名单中和从机场接他们回来的路上，才知道这五位先生都是京都大学的历届毕业生，都在日本史学界颇有名望的学者。其中那个中等个子、黑红脸膛，头上虽有斑剥的白发，然而却显得异常结实，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的人，就是曾于60年代末以“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日本近代历史”而响嚇一时的芝原拓自教授。从前，我虽几次听到过他的名字，也看过一些他的著作，但我决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年轻和健壮。如果仅从外表看，你绝不会想到他已年过半百，也绝不会想到他是那样一位理论深邃的历史学家，却只会以为他是个运动教练或旅行家。一路上，他总是问这问那，永远是那样的充满着好奇和对一切东西的关心。

十几天过去了，我与芝原先生一行也渐渐地熟悉了。但，分别的时刻也来临了。

记得那是在最后一次在北京达园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诸位先生为这次能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并有相当的收获而兴高彩烈。大家频频举杯祝贺，酒酣耳热，话题也渐渐多了起来。突然，芝原先生走到我的身边，问我：今后有无去日本留学的打算，并说他和其他四位先生都愿意为我作保并担任指导工作。我一怔之后，没敢正面回答，只此事须回去与吴先生商量一下。芝原先生说：好，如果决定了，请与我联系。当晚，大家尽兴而别。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启程回国了。

回到学校之后，在向吴先生汇报时，我随便提到了芝原先生等的建议，吴先生欣然同意，并为我写了推荐信，愿意以共同培养的方式让我到日本学几年，完成学位论文，回国答辩。于是，几经周折之后，我终于于1986年的7月踏上了负笈东瀛的旅途。

我并不是头一次到日本来。十几年前，我曾陪同一个工厂的实习团到过日本的一些地方，不过，那时对日本知之不多，且又在“文革”之中，走马看花，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和日本人接触，仿佛他们都是些“异类”似的。即便如此，还出了不少所谓的“乱子”，搞得人心慌慌，心有余悸。有了那次的“教训”，这次我小心多了。可是，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我的小心到底成了多余。

来到日本之后，我先在朝尾直弘先生门下作研修生。京都的盛夏，闷寂湿热。我住在黑谷附近的“下宿”中，闲暇之际，便骑车到附近山上寻碑问庙，浏览日本京都的古迹。两个月后，经芝原先生的全力斡旋，终于转到名古屋市立大学经济学部，做芝原先生的研究助手，算是有了一份较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过，说是助手，芝原先生并未给我安排多少工作，绝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进行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为此，学校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大间办公室，一处便宜的住房，这对于我这个一无分文的穷留学生来说，无异于到了天堂了。事后我才知道，为了这一切，芝原先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路，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替我考虑到了。记得“就职仪式”那天，芝原先生亲自开车到车站接我到学校，然后又送我到了宿舍，一切都安顿好了之后，他才离去。第二天，我来到学校为我准备好办公室，正式的“留学生+公务员”式的生活便由此开始了。

在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上，芝原先生不仅是严师，而且是真正的“导师”。他知道我原来主要搞的是日本古代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对于日本近代经济史问题，虽说有一些了解，也写过一些小东西，但根底尚浅。针对我的具体情况，芝原先生为我制定了详细的学习和研究计划：先从研究史入手，熟悉各家各派主要学术观点，提出疑问；加强理论学习，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多阅读原始史料，尽量离历史近些；多参加学术会议，掌握学界研究的脉搏。这些教诲，至今仍在指导着我的学习和工作。我除了听芝原先生的日本经济史概论课外，还以特殊的身份参加了他指导的研讨班活动，同时，还经芝原先生推荐，去名古屋大学免费旁听三鬼清一郎先生的古日语讲读。凡有空闲时间，芝原先生便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并亲自给我讲读日本古文书和古史料，分析各种学术观点的正误所在。他多次深情地讲到，史学，是过去与今天的对话，话要对得准，历史必须真实。但历史的真实是蕴藏在大量的假象之后的。严谨，刻苦，埋下头去，再挣扎出来，这是历史学家的宿命，是人类赋与我们的责任，半点马虎不得的。是的。我亲眼见过他那堆得满满的书室，也见过他亲自做的像小山似的摘录卡片，以及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批语。而且也知道，为了完成他那本成名之作，他曾经累得吐了血，被医生强迫卧床，但仍在病榻上坚持完成了。他的爱打网球，便是从那时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的。在这样一位言传身教的导师面前，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只有努力。渐渐地，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有了一些起色，芝原先生很为我高兴，的劲头也更足了。

在日本的大学里，教授人员并未规定坐班制，但芝原先生每天总是来到学校。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午饭之后，一杯咖啡，时间也就消磨过去了。但芝原先生从不放过这个时间，他总是有意识地让我和他一块儿出去吃饭，然后一边呷着咖啡，一边闲聊似地向我介绍和讲解各种有趣的问题。当然，话题也不总是很严肃的，高兴起来，海阔天空，从学术谈到人情，从天南侃到地北，古往今来，国际纷争，谈中国，也谈日本，谈中日痛苦的过去，也谈美好的未来。得意之处，开怀大笑，激动起来，满目动情。在我的眼中，这时的芝原先生已不仅仅只是我的严师，而且是我的朋友、我的知己。听他谈话，如沐春风，你的心都在随着他的话题跳动。是啊，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博大胸怀完全敞开给你时，那是能够溶化一切的。他，也有过苦难的童年，也曾经历过学生时代的狂热，同时也有过那苦斗之后痛苦的思考。他对中国人民，抱有一颗永远的爱心。

不过，正像“在妻子眼里，没有伟大的丈夫”这句名言讲的，芝原先生在家里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受“欢迎”的人。他有两个孩子；“一姬二太郎”。他想让女儿留在身边，女儿却偏偏考取了京都的一所艺术院校，学室内装饰；他愿意和太郎一起洗“桑那浴”，太郎却只喜欢一个人洗澡。记得有一次到他家作客，芝原先生非坚持盘腿坐在炕桌边吃不可，而孩子们却只喜欢椅子，害得师母两头忙来忙去，嘴里不无怜爱地唠叨着：“谁也不将就将就，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芝原先生哈哈大笑，不无感慨地说：“是啊，这就是代沟嘛，哪能都填平呢！”但，你只要看看他家的相簿，看看他脸上那不无自得的微笑，便可知他对孩子，对家庭的爱之深了。女儿在京都上学，只要有一个星期不回来，他便总要叨念几句。星期天带太郎去打网球，他亲自教练。是啊，无情未必真豪杰。尽管他有时自嘲自虐地戏称自己是家中的“粗大垃圾”，但那心底，却也是充满着满意的自豪。

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天天和先生在一起，耳濡目染，该说的事情太多了：畅游明治村的感慨，跳窥諏访湖畔“千人风吕”的惊诧，忘年会上的欢歌，包饺子时的风趣。总之，在这篇小小的回忆文中，是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的。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把它写出来，讲出来。从中，或许更能让我们感到芝原先生那颗时刻跳的历史学家之心，对中国人民的友爱。

事情的发生有些偶然。那是我来到名古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一日，友人陆君来访，带来一部手抄本的日记，说是她所在的学校一位音乐老师的父亲，当年在中国战场上写成的，想让我看看有无在中国出版的可能性。出于好奇，我便随手翻了起来，不禁为作者那一日不漏，详实细密的记述所迷住了。这决不仅仅是一部日记，而且是由当时身临其境的一位知识青年（尽管他当时也是侵略军的一员）用自己的汗水和良知记录下来的活生生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这些重要的史料，能完整保存至今，实属罕见，但翻译后再出版，出入太大，又未免可惜。在征得陆君及那位音乐老师的同意下，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芝原先生。先生始惊疑，旋即叫我将手写本拿来，连夜翻看。第二天，他拿着一大摞详细的摘录，激动地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一定要想法出版，煞一煞那帮家伙的威风！”并问我有无原件存在，因手写本中似有改动之处，怕不确实，我只好照陆君告诉我的，说原件已因意外事故烧毁了，只有些手写本。先生惋惜之后，立刻打电话约了木坂顺一郎，江口圭一等先生，一起研究日记的出版价值和可能性，商定了具体的整理方案。

对于日记原件的被烧毁，芝原先生似乎从一开始便不死心，他亲自去找那位音乐老师，恳请他再仔细找找。过了几天，上午我刚到学校，芝原先生便大声喊住了我：“快走，日记原件找到了，咱们这就去取！”我也很兴奋，抓了相机便跟了出去。路上，他告诉我，是那位音乐老师的老母亲偷偷保存在老家阁楼上了，说是烧了，是怕有人知道了捣乱。现在，已取回来了。中途，我们又接上了江口先生，便一直驱车直奔那位音乐老师所在的学校。当我们敲门进去，小原仁先生将他父亲那一本本用大小不一的笔记本写成的、汗渍斑斑、微微发黄的《从军日记》原件和当时的照片摆在我们面前时，我看到，芝原先生都有些激动地喘不过气来，而我自己，连按动相机快门的手指都有些颤抖了。芝原先生轻轻地拿起其中的一本，细细翻看，翻看。他翻到记述南京大屠杀场面的那一页时对我说：“你看，这才是省时的语言，当时的感受。后来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他当即向那位音乐老师小原仁先生表示，一切整理出版费用由他和江口先生负责解决，一切风险由他承担，一定要让这部日记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众，以教育子孙后代。小原仁先生也很激动，因为这也是他去世的父亲——日记作者小原孝太郞先生生前的遗愿哪！

日记原件取回来之后，芝原先生立即着手整理工作。因日记是在战场行动中随时写下来的，辗转流徙，字迹模糊，须一字一句认真核对、抄录。夏季的名古屋，娇阳似火。他整日整日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查着、写着，汗流浃背。当时，我因忙于学位论文的写作，帮不了什么忙，除其中的中文部分帮助校对一下外，全部工作都是由先生一个人完成的。三个月后，他明显地消瘦了，中午喝咖啡的次数也减少了。即使在与我聊天时，话题也总是这部日记。有时，痛苦的回忆变成了深深的歉疚和唏嘘的感叹。我深深感到，他，正在行使着他那历史学家的职责，在鞭策着自己，也鞭策着别人。

终于，我回国前夕，日记终于整理完毕，并由芝原先生写了前言介绍，江口先生写了后记跋序，交由出版社出版了。我回国之后，芝原先生还特地给我寄来了一本样书。如今，这部题名为《日中战争从军日记》的珍贵史料已成为激励中日两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世代友好下去的有利武器。它以历史的真实教育着中日两国人民，千万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重复过去。只有友好才是日本，也是中日两国的唯一出路。这其中，渗透着芝原先生的血和汗，渗透着一位历史学家的正义感，也渗透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友爱之心。

我离开名古屋，离开芝原先生的时间是1988年的8月底，送别之际，先生特意叮嘱我：回国之后，努力工作，如有可能，可到日记中提到过的那些地方看看，或许还能碰到日记中提到过的一些人，请一定通知他。我答应了，但未办到。不久，他病倒了。我知道，他是累病的。为了正义也为了我，他太累了。

我默默地祝愿，祝愿他尽快恢复健康。我还想见到他那健壮的身影，听到他那朗朗的笑声。他永远是我的恩师。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人格上。

1991.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