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补互润，历史悠久。中日两国学者的友好往来、学术交流也是历史久长，佳话连篇，成绩斐然。我曾两度赴日访问，每当忆起访日的往事，总首先想起我的指导老师北冈伸一先生。

凡研究外国问题的人，无不希望能到对像国去实地考察，并在该国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我因一直从事日本历史研究工作，也不例外地有着同样的愿望。是北冈先生首先使我首次访日得以成行。每想起此事，对导师总有难忘的感激之情。

十月的金秋季节，对我来说却更有一番难忘的记忆。记得就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在北冈先生的盛情接待之下，作为东京立教大学法学部的客员研究员，开始了首次访日之行。

日本与我国虽有着两千年交往的历史，又是一水相连的邻邦，但对我来说，却如同住在单元楼里的邻里，熟悉中又有几分陌生，陌生中又有熟悉的地方。说熟悉，是因为我必竟从事了十多年的日本历史的研究，并与访华的日本学者有过一些交往。从书本上，从与日本访华学者的交谈中，对日本古今的历史，过去和现状，虽不深，却也有一定的了解，虽不详，总也知道个概况。说陌生，虽研究日本，却从未实地考察，登门走访。

十月五日，我登上中国民航飞往东京的班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终于进入日本领空。通过飞机椭圆形的玄窗，透过蓝天中飘浮的朵朵白云，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早已知晓但又从未目睹过的富士山。她山体呈圆锥形，山峰高耸入云，山颠白雪皑皑，从空中往下看恰似一把倒挂的银扇。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想起日本文人墨客胜赞富士山的“白扇倒悬东海天”的诗句。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那么富士山则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如果说长城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城”，那么富士山则是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圣山”。中国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之名句，日本则有“不登富士，死不瞑目”之壮言。

越过富士山，飞机很快到达成田机场。我的好朋友廖隆幹先生早已在机场等候，并一直把我送到下榻的寓所。

抵日后经过一天的休息，第三天我前往北冈先生的研究室拜访了他。在此之前，我们虽有过信件往来，但从未见过面，我虽拜读过他的学术著作，但从未就学术问题能与他在一块儿交淡。北冈先生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性格开朗，待人亲切。我们一见面就进入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初次见面时间虽短，但却解除了我一个初到异国他乡的人心中特有的不安。我为能遇上一位和蔼可亲的导师而感到高兴。

北冈先生于一九四八年生于奈良县。一九七一年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东京大学法学部，一九七六年在东京大学大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入立教大学任教至今。其间，曾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作为客员研究员，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和访问。一九八五年，三十七岁时任教授。

北冈先生专攻日本政治史，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按中国人的眼光看他年龄虽不大，但著述却很多，可说年轻有为。他先后出版的著作有：《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一九七八年）、《日本外交的危机认识》（一九八五年）、《清泽洌》（一九八七年）、《后藤新平》（一九八八年）、《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一九八九年）、《国际化时代的政治指导》（一九九○年）等。由此可看出，他近几年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北冈先生的著作不仅多，且质量也很高。如《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一书出版后，在我国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并被很多论著所引用。又如《清泽洌》一书，曾获日本有影响的三得利学艺奖。

滞日十个月期间，北冈先生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使我受益匪浅。在学术研究方面，从研究课题的制订到所涉及的内容，他都进行耐心的解说，详细的指导。为使我更多地接触一些学者，更多地了解一些他们的研究情况，还为我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并请我多次参加他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这些都使我获得了不小的收获。

日本的大学老师是又教学又从事科研工作。可说工作是很忙，时间是很紧张的。但为了帮助我解决难题，他特地让我随时可以联系见面。每当我遇到问题打电话约他见面时，他总是痛快地应约，并抽出时间及时地帮助我解决问题。这对把时间看作生命的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为给我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北冈先生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室给我用。为满足我对图书资料的需求，除把自己研究室的图书资料一一向我介绍，并任可自由使用外，还亲自带我参观法学部的图书资料馆，介绍藏书情况、复印办法和借书手续等。这些都为我在日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北冈先生不仅在工作上热情指导和帮助我，在社交和生活方面也给了我很多知识和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因事打电话约他在他研究室见面时，当时我把研究室按着国内的习惯称作办公室。待见面后，北冈先生亲切地向我指出，在日本不能把教授的研究室说成是办公室，否则是会失礼的。对这种小枝小节的事在我们看来，可说不当回事。而在日本，也许是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特有尊重，也许是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而往往会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休养程度。再如递名片。日本人把名片视为交往的得力助手，出门办事是离不开名片的。但递名片却也有着不少的学问，弄不好会造成很大的误会。中国人递名片时往往习惯于把名片读法的正方向面对自己递给对方，我初到日本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后经导师指点，方知这种递名片的方式是不妥当的。轻者会被对方看作没有礼貌，重者会被对方视作目中无人。想来也有道理。日本人的名片大都竖着印制，中国人访日时为了入乡随俗大都也都竖着印制。如果把名片的读法正方向面对自己递给对方，由于对方接到的名片名字是倒着的，只有转过来才能看，这其不是方便自己麻烦别人嘛？我想此种递法不仅在号称礼仪之邦的日本被看作不礼貌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既便在中国，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好传统。

北冈先生为使我能够更多地了解日本和提高日语水平，还把他的学生介绍给我。可说北冈先生为我在日的短短十个月时间里能够更多地学到知识、了解日本，用心良苦啊！对此我一直十分感激，至今铭刻在心。

北冈先生不仅在我留日期间是我的指导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回国后，对我的科研工作仍十分关心。不仅把他的新著及时地寄给我，而且对我所需的资料总设法帮我弄到。一九九〇年我再度前往日本考察并拜访北冈先生时，他又一次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问我有无困难，有何需要帮助等等。对先生的热心我深为感动。

一九八八年十月，北冈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邀请来北京访问，这是先生第一次访问北京。我陪先生除访问了北京外，还访问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记得在沈阳故宫参观时，我们一同进入故宫内设的外宾商品部。由于北冈先生不懂中文，我向先生介绍商品时，店方竟把我当作日本人，把他当作中国人，并用中文向他介绍商品和价格，劝他让我购买。这事后来成为我们的开心话题。这虽是一个误会，但说明中日两国人有着很多共同和相似之处，愿它成为联结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的纽带。

北冈先生对中国十分友好。为增进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更多地了解中国，曾多次来华访问。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可说北冈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活跃分子。他不仅学术上颇有成就，而且还喜爱体育运动，擅长打网球；喜爱音乐，弹的一手好钢琴。

回忆起与北冈先生相处的日子，感到无比的快慰。借此纪念中日复交二十周年之机，对北冈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