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秋至1990年秋，我曾在日本从事日本考古学和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日本的三年中，我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在这些友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茂木雅博先生。

茂木先生今年50岁。他出生在日本茨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日本有名的高等学府——国学院大学，师从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大场磐雄先生，专攻日本考古学。现为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教授。他身材魁梧，膀阔腰圆，浓黑的双眉之下，是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人以刚毅、坚定之感。

我是在1987年10月与茂木先生相识的。当时，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来到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研修。茂木先生作为国内研修学者，也在该研究所从事研究。我被安排与茂木先生同在一间办公室。我的办公桌就在茂木先生的办公桌旁边。那时，我刚到日本，人地两生。茂木先生主动地向我介绍研究所的有关情况。为了使我能尽快地熟悉环境，茂木先生还热情地向我介绍橿原市的交通、购物商店的位置等。在茂木先生及研究所其他日本友人的热情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开始了紧张而愉快的留学生活。

学习考古学，进行考古研究，到古代遗址的现场进行参观是必不可少的。它对于了解古代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好容易来到日本留学，当然很想多参观一些日本的遗址。但我既无汽车，也不会开车。而当时正值考古发掘的大好时节，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忙于考古发掘，很难抽出较多时间陪我参观。茂木先生得知后，不顾自己的研修结束之日已经临近，日程紧张，多次亲自驾车带我到奈良县各地参观遗址、古坟和发掘现场。一次，在参观一座大型古坟时，茂木先生不慎将脚腕扭伤，行走很困难。但他仍忍痛陪我参观，为我讲解古坟的地形和遗址的有关情况。脚伤略好转后，他又多次陪我外出参观，最远的一次，他陪我乘几个小时的电车，到距橿原市数百里之遥的神户市五色塚古坟。在先生的帮助和陪同下，我得以参观了关西地区尤其是奈良县内的主要遗址，获益匪浅。我和茂木先生就是这样，在相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3月，茂木先生结束了在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修，返回了茨城大学。但我们之间的友谊不但没有就此中止，反而不断发展，与日俱增。先生常常打电话询问我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他每次路过奈良，都要到檀原看望我。我爱人1989年4月来日本探亲。5月初，我陪她去东京观光。茂木先生得知后，特地乘电车赶到东京，陪我们参观位于东京池袋的大型水族馆和太阳城的瞭望台，还带我们到东京的迪斯尼乐园玩了一整天。当时正值日本每年一度的“黄金周连休”，迪斯尼乐园里人山人海。玩每一个项目都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先生为使我们能多玩几个项目，自己不玩儿，专门为我们排队。让堂堂大学教授为我们排队，我和爱人都很过意不去。先生风趣地说：“我什么时候想来都能来玩，你们可是不容易再来玩了。等我去北京时，你们也替我排队吧。”先生的热情陪同和周到的安排，使我们的东京之行非常充实、愉快。

1989年9月末，我在橿原考古研究所为期两年的研修结束了。应茂木先生之邀，我作为客员研究员，来到茨城大学，与茂木先生进行共同研究。为了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地从事研究，经茂木先生多次与学校总务部门交涉，终于为我腾出一间办公室。先生为我准备了全套办公用品，从写字台、转椅，到削铅笔刀、尺子，应有尽有。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效率，先生还把自己的一整套微电脑设备放在我的办公室供我使用。先生在我们到达茨城大学之前，便为我们租好了房子。为了租到租金便宜，交通方便而又离大学较近的房子，先生先后到数家房地产公司洽谈，并亲自到多处租借房处去察看。这些情况，先生对我只字未提，是我后来从大学生的口中了解到的。茂木先生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又毫不表白，毫不炫耀。

我们到达茨城大学后，先生和茨城大学考古研究室的学生们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先生考虑到我们初来乍到，可能需要购置各种生活用具。便事先向准备参加欢迎会的师生们打了招呼，在欢迎会上，每个人都送给我们一件生活用具。有台灯、锅碗瓢盆、毛巾被、晴纶毛毯、闹钟、手电筒、洗衣粉等。礼轻情义重，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大家对我们的关心。茂木先生还把家中的取暖炕桌、煤油取暖炉和棉被褥取来，借给我们御寒。

每逢节日之际，先生怕我们想家，便请我们到他家去过节，或让他夫人为我们烤制香甜可口的奶油蛋糕。平时，先生时常把自家种的蔬菜送给我们。还不时将自家院内栽植的鲜花采来送给我们，以示良好的祝愿。

有一段时间，我的体质不太好，先生注意到我的气色不好，便多次叮嘱我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过分劳累。我爱人对日本的酷暑不大适应，一度体质下降，吃不下饭。先生得知后，买来消暑食品送给我们。先生对我们生活上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令人终生难忘。

茂木先生性格开朗、热情、坦诚。与一般人们常常谈到的日本人含蓄、谦恭的性格特点迥然不同。他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与人相处以诚相见，肝胆相照。与他相处，令人感到亲切，可以不必过于拘谨，不必拘泥过分的礼节。作为一名来自异国的留学生，我们特别愿意与这种性格的日本人交朋友。尽管我与先生之间也曾产生过分歧，有时会因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争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但这种争论是学者之间为解决学术课题而进行的，它非但没有导致我们之间关系的紧张或产生隔阂，反而更加加深了相互了解，使我们更加亲密无间。

先生喜欢喝酒，并喜欢唱歌。一有空儿，便约我一块儿去卡拉OK歌厅，边喝酒，边唱歌。我本来就喜欢音乐，到日本后，学会了几首日本歌曲。我常唱最喜爱的《北国之春》、《星团》等。先生常常与我同声歌唱。一曲唱罢后，我们往往都十分兴奋。先生常常连声叫好，开怀大笑。那兴高采烈的面孔，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浑厚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边。

茂木先生是位勤奋的学者。他每年在从事教学工作和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同时，还挤时间撰写学术论文，著书立说。我每次到他家拜访，都看到他正在伏案写作。寒假、暑假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间”。就是在他身体不适的时候，也不忘写作。一次，他的脚伤复发，在家休息了几天。他到大学上班后，我问他脚伤养得如何？他说：“得感谢这次脚伤，它使我可以专心在家写作，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在家这一周时间，我写出了一篇论文。”我曾问他：“您已经是大学教授，也有了一定的声望，应当多保重身体，为何还这么拼命地写作呢？”他回答说：“我永远忘不了90高龄的日本考古学界的泰斗末永雅雄先生对我说的一番话。末永先生曾鼓励我要写‘等身之书’（即写出的书摞起来与自己的身高相等）。我自知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要达此目标是不大现实的。但我要以末永先生为榜样，以末永先生的教诲激励自己，既便达不到等身之书，也要争取达到‘等膝之书’、‘等腰之书’。”目前，茂木先生已经写出学术专著和学术报告十几本，正在构思关于日本四——六世纪古坟研究的千页巨著。我衷心祝愿先生的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更加丰硕的成果。

先生不仅自己致力于著书立说，还热情鼓励我著书。我刚到茨城大学时，向茂木先生谈了我的一个设想。即进行中日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我认为，中日两国的古代国家的形成年代虽相差甚远，但其形成过程即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王权的形成等方面却不乏相似之处。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探讨东方古代国家的形成模式、类型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古代国家的形成模式的比较，进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先生听后很感兴趣。他鼓励我把此想法条理化、系统化并用日文写成专著。他还把我的构思向雄山阁出版社的编集部长进行了介绍。出版社方面也表示很感兴趣。我曾担心自己的日语程度能否胜任撰写学术专著，也担心写出后能否出版。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茂木先生给了我鼓励。他说看过我在日本的学术杂志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我的日文水准完全可以胜任写书。至于能否出版，他要我不必担心。出版社已有意出版，只要我在回国之前将书写完，他负责与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在先生的热情鼓励下，我下决心着手撰写书稿。为了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先生在各个方面都为我提供方便。我需要参考书，先生帮我办理图书馆的借书证。有些书大学图书馆中没有，先生便把自己家中的藏书借给我。他家中也没有的，他想办法为我借或购买。为了避免影响我的精力，先生把研究室内的杂事都承担起来。除休息和吃饭的时间外，先生一般不到我的办公室来闲谈。我向他请教学术问题，他无论多忙，都详细地予以解答，并为我提供参考书目。先生非常关心我写作的情况，时常了解写作的进度，有什么困难没有，并多次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在茂木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我终于在回国前写出了20万字的专著。雄山阁出版社有意出版。先生在我回国后给我的信中表示，请我放心，他一定要让耗费了我一年心血的书稿出版。

茂木先生不仅自己非常勤奋，还引导他的学生树立宏远志向，献身于考古事业。在日本，大学生毕业后，大都进公司当职员，或当中小学校的教师及一般公务员，绝大多数学生学非所用。所以，有些大学生不大认真学习专业课，只想凑足学分，可以毕业就行了。茂木先生以他对事业、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耐心地教育他的学生们，帮助学生们巩固专业思想，培养专业志向。他多方联系，争取经费，带领学生们参加考古实习，进行考古调查、测绘和发掘，并组织学生们整理发掘资料，吸收他们参加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使学生们在大学期间，既学到丰富的知识，又受到系统的考古工作全过程的训练，同时也使其体会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经自己之手被公诸于世时的喜悦心情。在先生的感召和带动下，考古专业的学生大都有较牢固的专业思想，学习认真、努力。不少毕业生现今正活跃在考古发掘研究的第一线。

日本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并不是由国家分配，而是由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做双向选择。为了使有才华并立志于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大学生能如愿以偿，每年大学生毕业之前，茂木先生都奔走于各地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及博物馆，向有关部门介绍学生的情况，争取多一些同学能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茂木先生对学生十分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故此，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愿意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愿意倾听他的教诲。每当这时，先生都不厌其烦地倾听学生的诉说，耐心地开导他们、劝慰他们。一次，先生有一篇论文的交稿期限已经临近，但先生由于行政事务很忙，尚未来得及动笔，心中很着急。当他开始着手撰写之际，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找他，向他谈自己对于毕业后的去向的矛盾心情，一谈就是半天。连作为局外人的我都暗暗为先生着急，但先生仍然和颜悦色地与那位学生交谈，帮助其分析可供选择的几个方案及其利弊，直到那位学生自己下定了决心为止。

茂木先生对学生要求较严，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虽已年近50，又身为教授，但在带领学生进行考古实习时，他并不以教授自居，不仅是口头指挥，而是身先士卒，抢最艰苦的工作干。进行大型古坟的坟丘测量时，他让学生看水准仪、绘制图形，自己则手持标杆和皮卷尺钻荆棘，入树林，爬陡坡。他的脚本来就有伤，稍一劳累，便觉疼痛。但他全然不顾，精神抖擞地工作。实在令人为之感动。

1989年10月，我与先生带领学生们到千叶县麻生町发掘一处距今3000多年的贝丘遗址。由于遗址所在地要修建公路，工程即将上马，要求发掘必须抢时间，争速度。但同时，又要保证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可靠性。正当我们率学生抓紧时间清理的时候，天下起了雨，并越下越大。我们没有退却，而是穿着雨衣，运送挖出来的大量古代人吃用后丢弃的贝壳。发掘区位于一条乡间路的路基两侧，我们要端着盛满贝壳和泥土的箱子（每箱重约50～60公斤）登上斜度为40度左右的斜坡。下雨坡滑，劳动强度之大，不难想像。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年近50的先生是何等疲劳，可想而知。我劝先生不要搬箱子，换个轻点儿的活，如装箱等，先生执意不肯，仍然冒着雨，在泥泞的斜坡上搬运着、搬运着……。汗水混着雨水，从他的脸上流淌下来，分不清哪是汗、哪是雨。望着雨中奋战的先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学生们和民工们也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装箱的速度在加快，搬运的速度在加快……，风在刮，雨在下，风声、雨声、装箱声和踏在泥泞的斜坡上的脚步声，仿佛汇成了一首美妙的交响乐。我感到，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乐章，是老师、学生和民工的同心曲！茂木先生便是演奏这首交响乐的指挥。那次发掘至今已经两年多了，但身穿雨衣，奋战在风雨中的茂木先生的形象，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终生难忘！

茂木先生是勤奋努力的学者，是诲人不倦的师长，是热情真诚的朋友，也是最正直善良的人。从他身上，使人感到有一股凛然正气。他对搞阴谋诡计、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搞幕后交易等做法嫉恶如仇。我在茨城大学时，正值日本一些政界要人受贿事件——利库路特事件曝光，引起了日本国内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先生几次与我谈起此事，言谈话语中，对那些与该事件有牵连的政界和财界人士进行了激烈抨击，并剖析了产生这些罪恶事件的基础和原因，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最令我难忘的，是先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持朝政对外侵略，对中国、朝鲜及其东南亚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的严厉批判。我刚刚与他相识，他便谈起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引向扩张、侵略的罪恶深渊，在中国烧杀抢掠，残害无辜百姓，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感到对中国人民怀着一种歉疚之情。在茨城大学与他相处的一年中，他又多次谈起此事。他说，“虽然日本人民也饱受了战争的苦难，包括长崎和广岛被投下两颗原子弹，死伤惨重，但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更深更重。为了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应当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段历史。”茂木先生多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慷慨陈词，阐述他的上述观点。他还带领学生们到我国东北的抚顺市参观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地区时残害我国人民的铁证——万人坑。据一位毕业生回忆说，茂木先生当时眼含泪水，告诫学生们终生不要忘记那天所看到的情景，要将其告知于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子孙后代。

茂木先生曾深情地对我说，他之所以对中国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曾对日本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给中国带来了灾难，而中国人民能够不计前嫌，襟怀广阔，对中日友好抱有那么大的热情。他很希望能竭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做出一点儿贡献。衷心希望日中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使日本和中国成为最亲密的邻邦。从他那深情的话语中，从他那真诚的目光中，我感到我和先生的心贴得很近、很近。我们之间，没有因国别、年龄、资历、经历不同而产生隔阂，有的只是互相理解，只是心灵的沟通和共鸣！我觉得，茂木先生的话，代表了广大正直、善良的日本人民的心声！

1990年9月，我即将结束在茨城大学的研究，返回祖国。临行前，茂木先生和人文学部的部分教师和同学们为我举行了欢送会。会上，我回顾一年来在茨城大学与大家朝夕相处的研究生活，十分激动，向大家表达了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茂木先生及其他师生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先生对我在茨城大学的一年里，写出20万字的书稿，并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从王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勤奋努力，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质，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会上，参加欢送会的全体师生送给我一套日本考古学丛书和一个有每个人签名的纪念册。最后，我们共同唱起了《送别歌》，那悠扬而又略带伤感的旋律，反映了我与那些日本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至今，那旋律仍常常萦绕在我的耳旁。

9月27日，茂木先生用车把我和爱人及我们的行李接到他家，准备次日由他家前往机场。当天晚上，先生全家为我们举行了送别家宴。先生的岳母和夫人为我们烹制了非常可口的日本饭菜。席间，大家举杯为我们饯行，对我们表示了真挚的祝福。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我多次到先生家作客，与先生的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生的岳母和夫人都是极其善良、真诚的人。她们对我和爱人非常热情友好。从她们身上，我深深感到日本人民的善良、热情和真诚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们都抱有世代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我深切地体会到，日中友好已经深入日本人民的心中，已经形成一般不可抗拒的洪流，任何力量都根本无法阻挡的！

1990年9月28日清晨，我们离开茂木先生的家前往机场。茂木先生开车送我们前往。先生的家人送我们走出很远，一再叮嘱我们要多多保重身体，常给他们来信，有机会再来日本时一定到他们家来作客。先生的岳母和夫人都流下了惜别的热泪。先生劝慰他们说：“又不是今后再也见不到了、王先生一定还会来日本的，还是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启程吧！”汽车开动了，我们挥手向先生的家人们告别。汽车行进了一段路，我们回头望去，看到先生的岳母和夫人仍站在路口向我们招手……。

在机场上，当我们把行李送进去，准备进入候机室时，我们和先生最后握别。这时，我看到，在一个多小时前还劝慰自己的夫人和岳母的茂木先生眼眶中也噙满了泪水。我和先生紧紧地握手，喉头哽咽了。此时，有千言万语要对先生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此时，什么语言也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先生用力地握着我的手，用略带沙哑的声音深情地说了一句：“努力吧！”我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多谢了！请多多保重！”身后传来了爱人的抽泣声……。

飞机起飞了。我从飞机的舷窗俯瞰着日本的大地，那郁郁葱葱的森林、田野，那错落有致、星罗棋布的建筑，那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川流不息的汽车长龙，都映入我的眼帘。我在心中默想着：“再见了，日本！再见了，茂木先生！再见了，我所有的日本朋友！”

我在日本生活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一段。但这三年的经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的收获很多。不仅学到了日本考古学的专业知识，撰写了一部书稿和几篇论文，还从茂木先生及其它日本友人身上，看到了日本人民的真诚、善良的品质以及对中国人民亲善、友好的感情。我深切体会到，和平、友好是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我为能有三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而庆幸，为能与茂木雅博先生相识、相知而庆幸！我衷心祝愿茂木先生及其家人乃至于所有与我相识并曾给予我帮助和关心的日本朋友们健康、幸福、万事如意！祝愿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