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82年5月到1991年3月，曾先后三次去日本，在那里总共度过了二年多的时间。我是学工科的，写不出什么诗情画意令人荡气回肠的体会，但我毕竟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普普通通的日本国民共同学习、工作、生活了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我时时处处都感到中日友好的诚挚，可以说，我是中日友好的受益者。这份惠赐不是大张旗鼓的宣传，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它象一朵朵并不娇艳的小花，开放在日常生活的琐细之中，让人感到温馨和眷恋。如果说中日好事业是缤纷的花海，那么这花海该是由这无数朵小花汇集而成的。

我在国内经过几番资格考试，1982年5月，终于取得了公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而且是到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去学习。当时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终于有这个机会出国学习，一来可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尤其是在我的专业自动控制领域，日本是很先进的，二来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独在他乡为异客”的忧虑，夹杂着儿时对战争的记忆，使我不能想象我将面临的是什么，为此而忐忑不安。然而，不管怎样，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我们的先辈象鲁迅、秋瑾、周恩来他们都曾东渡日本，寻觅过救国强民的方法，我又为什么胆怯呢？只要拿出中国人刻苦学习，吃苦耐劳的本色，我想定不会虚此一行的。

我的导师是东京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的正田英介教授，当时他是助教授，比我还小一岁，长得浓眉阔口，有一种英武之气。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以长者为尊的社会环境里的我来说，让一位年龄比自己小的人作导师，心里难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好在唐朝大文学家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令我惭愧的是正田教授并没有一点鄙薄我的意思。在研究室中，他称呼别人一般用“样”或“君”，而称呼我用“先生”。他治学严谨，但不摆老师的架子，有什么问题我们总是共同商讨，这很令人欣慰。

我因为知道出国很不容易，所以特别珍惜这段时间，每天早晨总是较早去研究室，经常是头一个到研究室。正田教授也是较早来学校的，他经过研究室门前时，经常开门看看，看到我，我们只是互道“早安”，并不说什么，可我感到他对我的赞许，我想他也会感到我对他的敬重。

有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那是暑假中的一个星期六，早上大雨滂沱，我曾犹豫要不要去上班，最后还是决心去了，当我浑身透湿地赶到研究室时，那里空无一人。这原不足怪，暑假中又是星期六，完全可以不上班，我想是不会有人来了，我赶紧脱下湿淋淋的鞋袜用电炉烤着，猛抬头，看见正田教授站在我面前，也是一身的水。我们四目相对，当时都没说什么，可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嗓子眼儿里有些发堵，而他的一双浓眉动了几下，“此时无声胜有声”，两颗心的理解，全在这不言之中了。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如果要出国较长时间，头三天就得请假收拾东西作准备，可正田教授则不然。有一次他要乘下午四点的飞机出国，上午十一点还在研究室里工作。我当时很是不得其解，觉得他也太沉得住气了。还有一次，他在欧洲访问了三个星期，上午十一点回到东京，下午就上班。这种极为认真的工作态度，令我钦佩。这种认真的态度在S本是无独有偶的。有一次一个星期日，我同一位日本朋友一起送一位中国人回国，这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他很幸运，今天是星期日，他回去下午可以不上班了”。在国内常听说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我们能广义地理解这“金钱”的含义的话，那么时间、效率和认真就应是富国富民的根本吧。

梅泽三保女士，是我与之交往较多的日本妇女。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头花白的短发，有一双典型的日本妇女的眼睛，细小而弯弯，让人觉得她总是笑眯眯的。梅泽三保女士虽年逾古稀，却洋溢着活力，流露着慈爱。受过她关照的中国留学生，都称她为“日本母亲”，这是毫不过分的。

据她自己说她年轻时曾在东北生活过八年。她的两个大孩子都是在大连出生的。她经常向人们诉说她在中国时所受到的帮助和中国人的朴实友好。如今她老了，她总想尽力帮助中国留学生，愿意用生命的余辉为中日友好出力。她是日中友好加须市民会议议长，加须市是个有五万多人口的小城市，在梅泽女士带领下，加须市民都热衷于中日友好活动，每年暑假都要组织四、五十名中国留学生到加须市聚会，让中国留学生吃住在加须市民家里，借以相互了解沟通，我就是在这样一次聚会中认识她的。

在她家里专门腾出一部分房子来供中国留学生使用。房内备有现成的被褥、现成炊具。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可以随便使用，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属到日本探亲，就一、二个月地住在她家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有四君子，各养门客三千余人。他们养门客是为了笼络人材，壮大自己的努力，而梅泽女士又是为了什么呢？在中国一些人看来，她这种做法叫人不可思议，可她真是一心一意为了日中友好，不求名，不求利，只是自己认为这样做对中国留学生有帮助，就全力去做了。她把中国留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一些自费去日本的青年学生，没有学费的，无经济担保的，只要求助于她，她都为之慷慨相助，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受益于她。而每当曾受过她帮助的人，在某方面有了进步时，她便觉得象得到了报答似的由衷的喜悦。

有一位中国青年，随着日本战争孤儿的妻子回到日本，住在加须市，那位中国青年得到了以梅泽女士为首的加须市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料后来那位中国青年得了一种顽症，梅泽女士知道后，认为日本战争孤儿是中国人给养大的，中国人在日本得了病，日本人一定要帮他治好，于是她逢人便问有什么名医良药，在她影响下，加须市许多人也都在为此事献力献策。而她的所做所为，在日本并没有什么官方宣传机构表彰过她，但她始终对在日本的中国人抱以同样的热情。

不仅如此，梅泽女士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同样友好。有一年，她在天安门广场给一位带孩子的妇女拍了张照片，并留下她们的地址。两年后的一个冬天，她再次来到中国，一定要再看看那孩子长大的模样，于是我们几个人陪着她按地址去找，可那家人已经搬家，我们几经周折、费了几小时，才好不容易找到那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梅泽女士亲手把照片交给她们，还给那孩子带来了礼物，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梅泽女士头几次来中国是为了旅游观光，可后来她来中国时，便不再游山玩水了，她自己说是为了会会老朋友，每次她到北京机场，总有许多“中国孩子”去机场接她，然后，陪她去旅馆，大家聚在一起，畅叙友情，那情景真令人感动。从她那慈爱的笑脸上，可以看出，她得到了别人难以得到也难以想象的满足，那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心。

说起来或许有人不信，她很有钱，可家里的陈设及她的穿戴却十分俭朴。她家院中有几块假山石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子的树木。她的丈夫，曾是加须市市长，休息时竟穿着一身破旧衣服修剪树木。这可真令我吃惊，看他那样子，象是从未有过当市长的荣耀似的，只是一位普通的日本老人。

梅泽女士有恩于我，可我在她面前从未感到那种受恩于人的惶恐。感激她，但不觉得自己卑下，她对于我既象母亲，又象是一位挚友。

或曰、梅泽三保女士是个特例，那么我所结交的海上正气先生却让我看到不只是几个日本人热衷于中日友好，而是大多数日本人，特别是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都愿为中日友好尽力。

在一次联欢会上，我结识了海上正气先生。他的脸清瘦而有些严肃，七十多岁了，个头不高，身板挺得直直的，耳朵上挂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他与众不同。初次见面，我们彼此交谈了简单的情况就分手了，我只知道他是名公司职员，断没想到数日后我会收到他的来信，信上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并约我出去玩。他是个普通市民，据我看他的经济状况在日本并不算富裕，他似乎只靠不太优厚的工资生活，而无其它进财之路，他住的房子虽是自己的，但很普通。为了让我深入地了解日本，他几乎带我游览遍了东京附近的各个名胜古迹。我因为学习任务重，不能与他经常相聚，我们相约每月见一次面。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葡萄园。那是个很有田园古朴气息的游处。游人们只要花上些钱，进了园里便可以随意摘葡萄吃，多少不限，只是不能带出。葡萄架下，我俩边吃边谈，阳光透过架上的藤叶洒落在我们身上，一串串紫玉似的葡萄自由地悬挂着。他拿起一串儿葡萄吃得津津有味，孩子般地笑着，我给他拍照，他也给我拍照，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随便。一位日本老太太问我们是不是亲兄弟俩。他比我大近二十岁，我在心里也早已把他看成我的兄长了。他曾对我说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日本对不起中国。

这倒又使我想起梅泽三保女士的两件事。她来中国，特地到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去参观。有一次在旅馆里她在看中国小说，我走过去一看，竟是《平原游击队》，我说这是打日本的，她说我知道，就是要看看打日本的。

历史是有些专制的，人生活在历史中，是不能抗拒历史潮流的。历史又是不可改变的、无情的。战争的岁月已属过去，战争制造者已经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审判，但战争在每个经历者心灵上所留下的阴影大概是极为沉重的。这也可能就是老一辈日本人对战争的负疚感的原因吧，梅泽女士，海上先生把这种感情化为友爱的力量，去尽力帮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这种精神上帝也会感动的。

我所接触的日本高层人物，要算是林雄二郎先生了。

他在日本很有地位，曾受过天皇的嘉奖。是东京工业大学的名誉教授，现在是东京情报大学的校长，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他的，介绍人告诉我，林先生对中国很友好，待人热情，到日本后有困难可以找他。

我到东京后，头一次是在新宿的三井大厦见到他，他请我吃了饭，还邀请我星期日去他家里作客，他详细地告诉我乘车路线。怕我刚到日本不熟悉，并约好时间到车站去接我。不料当日我虽然提前出发，由于对车辆不熟悉，竟上了一列“特急”列车，到了该下车的小金井车站不停车，等我返回来时，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想他一定回去了，等我出了站，看见他还站在那里等我，令我十分感动和愧疚，因为我知道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他这样等我大概是非常的例外了。以后我去过他家许多次，可一点也没感到他居高临下的威压。他送我的礼物要比我送他的贵重得多，可他并不因此而怠慢我，总把我的礼物放在显眼的地方，他是很重情义的。我回国之前，正好他儿子也要出国学习，他为我们举行欢送会，会上他让我和他一起坐首席，他儿子坐侧位，当时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并不因为我只是普通的中国人而看低我。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恰好碰上几位好心人”。事实不是这样，在日本的两年多，我深深体会到中日友好已如种子扎根于日本人民心中，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我们在中国受共产主义教育，教育我们助人为乐，在国内我怎么也不能想象在一个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会有这么多乐于助人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迷了路，向两个日本小学生问路，其中一个小学生向我解释了半天我还是搞不清方向，他俩索性就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望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真是感慨万端。

如今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中国，回想起在日本的点点滴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对人类之爱的追求，却是人类为之共同努力的。

此刻，正田英介、梅泽三保、海上正气、林雄二郎以及那两个为我指路的日本小学生的面容，都在我脑海里一一闪过，他们为追求人类的互相理解和彼此友爱所做的一切，都象是一朵朵小花装点着我们这个星球。我把它们采撷回来，呈献给每一位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朋友。

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际，草成此文献上，以表达我对这份友谊的珍视，我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