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宫隆太郞先生现在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青山学院大举的非常勤讲师和日本通商产业省研究所所长，在日本是倍受尊重并且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回想10年前，经成蹊大学关口末夫先生的介绍，我成为小宫先生指导下的新中国进入东大经济学部第一名中国留学生时，充满对先生的怀念之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从1981年秋至今，从在小宫先生的研究室里聆听先生的教导，受到先生的邀请多次拜访先生的家庭，以至于多年以来先生写来的数十封来信，都使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不可计数的东西。先生的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为人处事的严肃热情，乃至先生对年逾80的双亲的敬爱关心，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在我的治学与为人处事之中潜移默化起到很大的感染作用。然而，最使我感动与敬佩的还是小宫先生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关心，对我国经济建设所怀抱的饱满热情，这就是小宫先生的“中国热”。

说到小宫先生的“中国热”，乃是小宫先生本人的同事和朋友们，看到先生对中国事情的关心和热情，而说的“小宫君，中国热还没有冷下来吗”这样一句玩笑之谈。然而，就是从这句玩笑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对于中国的感情和关心，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小宫先生从1983到1989年6年间5次出访我国，不辞辛苦地到在外国人看来远离北京和上海等条件较为舒适的大城市，到长春和成都来，长期为我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们上课，以至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在1989年出版了近400页的《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考察》这本巨著的原因所在。

小宫先生1952年从东京大学毕业，1957年到1959年曾经去美国做哈佛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以后又曾多次到欧美访问和工作，正如小宫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虽然写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但对于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却认为难于理解而采取了所谓‘地区禁欲主义’的态度，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近代经济学者，他们的兴趣都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本人也因为参加学术会议而多次出访欧美，却从未去过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正如小宫先生所说以前是抱着“尽量与之少发生关系”或采取“绕着走”的作法。那么，小宫先生为什么又在很多人对中国冷眼相待的时候抱有如此热情，而越发关心我国的事情呢？

首先，这种热情来源于“两国文化的亲近感。”小宫先生生动地告诉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往往会感受到在其他国家所感受不到的亲近感，在同中国人接触相处中，也会体验到彼此的亲密和温暖。小宫先生多年来遍访过欧美各国，对于欧美的现代生活十分熟悉，就是较为贫穷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生也到过中南美的墨西哥、亚洲的香港、泰国、新加坡和希腊。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仅仅是现在日本的二十五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的国家，较长时期的生活和工作，却是从来没有的事。这正是因为先生在我们国家的生活和工作中，感受到了中日两国之间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相通的源流，感受到两国自古以来那种相互吸收和借鉴，对于彼此来说那种似近又远，似远又近的感觉，使他虽然身在异地他乡，却丝毫没有格格不入和陌生的感受。这对于我们这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来说，不也是如此真实的感情的描绘吗？

除此之外，正如小宫先生在1983年6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邀请，作为日本近代经济学家的代表同馆龙一郎、宇泽弘文、今井贤一，正村公宏、香西泰等6位日本学者访问我国之后，在“近况和美国、中国之行”一文中所写的感受那样，“我们很多的日本人，至少是我，由于过去的一段历史而对中国抱有复杂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先进的文明国家，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日本的文化背景同中国的共同性，在旅行之中随处可见。但是，在过去并不久远的时期，日本侵略了中国，造成了很多由国人丧生的惨痛教训。回想起来，我们日本是有罪过的。现在，中国和日本成了政治和社会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小宫先生正是抱着这种作为一个正直的日本人，对中日以往历史的回顾与忏悔之情来对待我们的国家，而激情满怀地关心我国的进步与发展。

其次，小宫先生对我国的热情与关心还来自于对中国现代的理解。这正如小宫先生所指出的，年轻的日本人和欧美人对于中国的贫困感到吃惊。回想过去，我们还会清楚记得甚至有像安东尼奥尼那样对于我们的国家加以丑化和轻蔑的外国人。然而，小宫先生却说：“今天中国的贫困和日常生活的不便，同从战前起到战时和战争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所经历过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在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小宫先生曾经生动地把文革当中我国处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而造成与世隔绝的状态和由于这种空白所造成的损失同日本在战争年代同外国断绝了学术交流，军国主义在思想上的统治和镇压，发展到动员学生走入军队和工厂相比较。对于我国交通状况不佳、道路拥挤不堪，同昭和30年代的日本相对照，指出那时就读过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教授们对日本建设名神高速公路，也还踟躇不前，处于无知状态。小宫先生卓有见地的指出：“经济学不应停滞在专门去调查过去的事情，并去论证它的‘往昔的经济学’的地步。我主张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应当对自己的社会，它的现在，以及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做出贡献，拿出带有预见和启发性的见解。”小宫先生正是这样带着对照过去的思考，对于我国的现状寄以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并且向所有的同行提出“做出贡献”、“拿出带有预见和启发性见解”的呼吁。

再次，对于中国的未来，小宫先生带着真挚的感情，充满期待。先生把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改革看作是一场宏伟的社会实验。他曾指出，对于中国的未来，在同政治学者、历史学家、近代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文化学者以及中国问题专家们接触之后，一般说来是近代经济学家持乐观的态度，而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人们持慎重看法的人居多。因此，会经常听到诸如观察1949年之后的中国“放”的时期持续不久就会被“收”的时期所代替，因而现在所进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放”终归会发生逆转，回到“收”的老路上去的说法。他同时指出，有些人断言“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社会制度出发，中国人的近代化尚未完成，社会制度的近代化也无从说起，所以要使经济取得顺利发展简直是不可想像，如此等等不乏其说。”但是，小宫先生明确指出：“对于这种近乎宿命论的社会科学学说我却抱着怀疑的态度。那些死啃书本不放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对于战后的日本也曾有过相同看法，并且对以中国人为中心的社会也难免有此类评论，可是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年来经济不是急速而顺利地发展着吗？”小宫先生在自己的著作《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考察》一书的序言中，热情地回顾了自从1976年打倒四人邦之后的历史，指出自从1977年以后，所谓“文革”路线被全面否定，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在党章和新宪法中明文规定，在经历了1979至1981年调整时期之后，中国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且农业生产不断扩大。他看到了我国农业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生产的顺利扩大，乡镇企业和各种副业的急速发展，并开始把改革由农村推到城市的良好势头。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市场调节机制的活用，价格统制的废除，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出现，外国资本的引进，对于所有这些，小宫先生归纳为：“中国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从50年代末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的漫长的冬眠期，而进入了高速度增长的时代。文革后的10多年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取得了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飞跃提高。”作为一位活跃在世界经济科学研究舞台上的经济学家，小宫先生对于我国经济改革成就，这种客观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

更加重要的是小宫先生对我国经济改革地位的估价，更加使我作为他的学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小宫先生说：“中国经济究竟向何处去？中国最终是走资本主义复活道路，还是继续走自己正在沿着其前进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问题是受到中国国内外广泛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11亿中国人，而且在世界上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世界上众多的人们都在注视着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乃是一场宏伟壮大，真挚深刻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是一个不断反复，排除前进中的缺点错误，而探索前进的过程。”从而他指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究竟有什么真知灼见，这是中国经济向我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外国的事情，小宫先生向自己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者们从中受到激励和鼓舞吗？

然而，究竟中国向何处去？小宫先生却不象当前一些西方人所鼓吹的那样，而是十分尊重中国人的选择和中国解放后40多年的经验。他指出：“照我看来，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丢掉了以前的苏联型的中央集权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模式，而转入了向市场经济和加强对外经济关系为根本的新体制的探索和有阶段实行的阶段。据此，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逐步进行，广大群众中孕育着的新的活力也开始得到发挥。”小宫先生充分肯定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良好开端。并且，分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是在于私营企业制和竞争的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而中国的宏伟实验是在于，一方面要把称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的东西基本上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却要给农民和企业等经济主体以自主权，使他们不是根据中央和上级机关的指令，而是在市场上通过自主的交易关系相互结合，相互竞争，中国正是在进行着这样一种发展市场机制（商品经济）的宏伟实验。像这样一种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市场机制”（价格体制）相互并存的社会体制能否成立的问题正是我对中国经济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小宫先生从日本的私营企业制与竞争的市场机制取得成功的经验出发，指出可以认为中国的宏伟的社会实验有充分成功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家，小宫先生在热情的关心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发展，作为中国的朋友，小宫先生不辞辛劳地走访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并且通过勤奋的研究，写出了《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考察》这部把战后日本的经验，日本的现实经济政策作为分析、理解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参考的篇幅巨大的著作。直到今天，小宫先生还在每年一次的“中日经济学术讨论会”的讲坛上，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我所收到的先生的每次来信中都能看到小宫先生对中国问题那种不可抑制的热心和感情，这时时刻刻都是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很大动力。最后，我们用小宫先生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篇小文，“中国是一个辽阔广大而拥有伟大文明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家今后怎么做才能取得经济的大发展，是一个带着挑战性的重大问题。我现今同中国的接触，正如据今27年以前最初访问美国时一样，感受到极大的兴奋，经历着一种文化的冲击，正是因为这样我怎么可以轻易地从‘中国热’当中解脱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