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有个中国留学生友之会，而主持该会的事务局长冈嶋昭治先生，正如这个组织的名称一样，是真正的“中国留学生之友”。在东京留过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对他非常熟悉，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留学生的老朋友。无论是与冈嶋先生接触时间比较长的人，还是刚认识他不久的人，都为他对中国留学生的真挚感情所感动。

我认识冈嶋先生是在我去东京大学进修不久，那是1981年5月的一天，我到东京不到一个月。那天，冈嶋先生来到我们居住的善邻会馆，又叫后乐寮。后乐寮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住所。当时寮里住着60多名公费、自费留学生和华侨子弟。他一到后乐寮，很多留学生在楼道里围着他亲切地攀谈，情景很热烈，我也围了上去。他对这里的学生都很熟悉。在谈话中他发现我是新来的，就说，听说最近来了几位新留学生，我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及时来看望你们，实在对不起。一边说着，便来到了我的房间问长问短。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谈话中他却象老朋友一样，从自己的身世到中日友好无所不谈。冈嶋先生出生在贫苦家庭，从小失去母亲，生活在乡下亲戚家里。13岁单身来东京，一边干活一边上夜校。1946年3月，18岁时在工业学校夜校毕业。在战后那艰苦的年代，冈嶋先生白天在土建公司上班，晚上坚持上夜校，学完明治学院专门学校夜间部和早稻田大学夜间部课程，终于考上商学研究科研究生，上了2年硕士课程。他说，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学历和资历，但直到现在值得自豪的一点是在夜校苦学、苦干的那10年。他还说，我有这样的学习经历，所以我非常佩服并同情刻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总想尽我所能来支持和照顾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临走的时候他环顾一下我的房间，然后视线集中到我的桌子上。当时我并未留意。过了一些日子，冈嶋先生亲自开车，和夫人、小女儿一起把自己的一个铝合金桌子和转椅送来了。我这才明白那天冈嶋先生为什么注意着我的桌子。我用的木制桌子比较小而且破旧。对于一个刚到日本不久的留学生，并且是初次见面，他如此细致入微的关怀，实在令人钦佩、难忘。此后我在东京的两年学习生活中，和冈嶋先生来往比较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了。

在和冈嶋先生接触中，我逐渐对于他的工作和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对中国留学生和中国人民的深厚、真诚感情更使我感动。冈嶋先生原是日中友好协会成员。随着我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起来。1977年11月，冈嶋先生跟当时的东京都千代田区日中友协会员（现任日中协会事务局长）的白西先生商量，为了更好地有组织地开展支持和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组成了中国留学生友之会。十几年来，他一直奔波于援助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岗位上。担任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事务局长职务后，他的工作更忙了。为了让中国留学生更好地了解日本社会，经常组织留学生参观工厂、报社、证券交易所、国会大厦，拜访社会治动家和名人等活动。有一次我问冈嶋先生能不能参观日本国会大厦，他说，我们正有这个打算。没过几天，他把参观的一切事宜联系妥当，领我们留学生去国会大厦。我们不仅详细参观和了解了国会大厦情况，还旁听了众议员例会，目睹了会议上议员们进行争论的乱哄哄的场面。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还利用春、暑假组织留学生到富士山、江之岛、热海、镰仓等名胜地去游览。每次组织这种活动，冈嶋先生总是忙个不停。他们发动东京或地方的日中友协分支部以及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成员，和留学生一起去。他们带着自己做好的拿手的饭菜来招待我们。这些旅游活动不仅为了观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加深留学生和日本人民之间的感情交流。旅游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留学生和日中友协成员混合编组恳谈会。座谈中日关系、日本社会问题、中国和日本历史等广泛内容，气氛极为融洽。他们还利用新年、樱花节、中国国庆节、春节等日本和中国节日，组织中国留学生和日本人民之间举办联欢会、恳谈会和演讲会，中心内容是围绕如何发展中日友好，互相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加深友谊。这些活动的准备、进行、结束经常是冈嶋先生忙前忙后。这些活动中冈嶋先生常讲，日中民间交流推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日中友好关系的根基，仍然是民间交流和友谊。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活动推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日中友好添砖加瓦。他还说，不仅我们这一代珍惜日中友好，为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访问中国或到中国观光时尽量带自己的子女去，让他们也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是个民间组织，活动经费有限，基本上是依靠会员的会费和日本人民的资助来维持。但是，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活动开展得这样好，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与冈嶋先生和全体会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日本人民中广泛宣传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活动宗旨和目的，宣传中日友好，扩大其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成立没多久，其组织就以东京为中心逐渐发展到全国其他地方。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每年都召开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总会，还发行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会报。召开总会时邀请留学生代表参加，一起总结一年来的活动，制定来年的活动计划。我在东京时曾参加过第三届总会。出席会议的有茅诚司夫人茅伊登子、园田直夫人园田天光光等30名会员。会上茅夫人说，我们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活动逐步走上了轨道，但还不能充分满足留学生的期望。望诸会员给予更多的协助。冈嶋先生作了1981年度活动及收支、决算报告，并提出了1982年度活动计划及预算案。我从冈嶋先生报吿中深深体会出：他们是在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中日友好，为了中国留学生，怎样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颗火热的心。

冈嶋先生不仅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奔忙，对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也非常关怀并时刻惦念。他经常访问中国，到北京、上海、西安、沈阳、武汉等地去了解归国的留日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意见，以改进工作。他每次访问中国，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时间非常紧，但只要条件允许他总会可能抽出时间看望归国人员。有一次他到我家来看望的情景，也是感人至深，令我终身难忘。

1983年10月，我因心脏病住院一个月后出院在家休养。冈嶋先生10月30日来京访问，11月4日离京前一天，从我的同事那里听到了我生病的消息。第二天一清早冈嶋先生带着苹果等从前门饭店来看我。那时我刚刚搬入新家不久，冈嶋先生不知道我的地址。他到校内，拿旧地址打听，他还不会说中国话，花近一小时才找到我家。8点钟左右到我家时，我因身体不适还未起床，很有些狼狈。因冈嶋先生9点钟还有事，中午就得去机场，时间太紧迫，我是连被子都没有叠，坐下谈了15分左右。冈嶋先生连一杯水都没有喝，我是连表示谢意的话也没有好好说就分手了。至今想起这件事仍有内疚之感。

冈嶋先生虽然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身兼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事务局长、东京都日中友协常务理事、东京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社团法人日中协会评议员等职务，仍然精力充沛地活跃在中日友好的舞台上。正因为有冈嶋先生这样的千千万万普通的日本人的努力，中日友好才能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