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翻阅当年访日期间的影集时，一本标着“函馆之旅”的相册，引起了我一段十分亲切难忘的回忆。

那还是在1986年的夏天，我刚从北京来到东京不久，正值酷暑时节，赤日炎炎，天气又闷又热。恰好此时，我突然接到了北海道函馆市日中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加藤昌市先生和北海道大学教授大石圭一先生的来信，热情邀请我去函馆访问和讲演。加藤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为了探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学术问题，彼此已经通过十多封信，并互赠资料，可以算得上未曾相见的“老朋友”了。大石先生则是一位勤奋严谨的水产学家，为了中日昆布（海带）交流史上的一个历史人物罗森，曾特地风尘仆仆到北京与我交流，有过一面之交。这次他们得知我已抵日，便联名邀请我前往函馆。盛情难却，我立刻动身，从成田机场登机，不到一个半小时，飞机就越过本州岛和津轻海峡，来到了北海道南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港口城市函馆市。

在函馆机场的出口处远远就望见加藤、大石等日本朋友高举着“欢迎北京大学王晓秋先生”的牌子翘首以待，还有一位录相摄影师在拍摄迎接的场面。一见如故的加藤昌市先生精明强干。早已把活动的日程作了周密安排。他是位地方史研究专家，谈起函馆的历史如数家珍。大好圭一先生淳厚朴实，颇有学者和长者风度。还有一位逢见谷正夫先生，中国话说得很流利，是函馆现代中国语学院的院长，自告奋勇给我当翻译。拍录相的则是当地工艺美术公司文雅堂的经理佐渡谷安津雄先生，是个画家，热爱中国艺术，对中国朋友也十分热情。几位日本朋友在我访问函馆期间，不辞辛苦从早到晚始终陪同，其深情厚谊，实在真挚感人。

函馆市是北海道南部的一颗明珠，既是优良海港，又是风景名胜，还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1853年，美国培里舰队敲日本锁国大门，强迫德川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函馆（当时叫箱馆）和下田是日本最早对西方开放的两个港口。1854年培里海军准将曾率被日本人称为“黑船”的美国军舰来过这里。培理的随行人员中竟然还有一位矮胖圆脸梳着长辫戴着西瓜皮帽的中国人，他就是充当汉文翻译的广东南海人罗森。罗森在函馆和横滨、下田等地进行了不少文化交流活动，还写了近代中国第一部日本游记《日本日记》。罗森可以算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位先驱者。罗森研究是我正在进行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吸引我到函馆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机场后在下塌的函馆国际宾馆稍事休息，加藤、大石、逢见谷先生就陪同我前往市政府，在市府大楼吃了午饭、参观了资料室，然后去拜会市长，不巧市长出差去东京了，由副市长增田茂先生接见，表示欢迎并赠送我一枚函馆特产，可随温度变化颜色的人造宝石领带夹作纪念。当天下午就在市政府八楼会议厅举行报告会。这是一次由函馆市日中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办的文化讲演会，我讲的题目是“近代最早到函馆的中国人罗森及其《日本日记》”。也许是难得有中国学者来函馆讲演，或者这个题目比较新鲜有趣，演讲会居然吸引了不少当地各界人士出席。其中有政府官员、议员、学者，也有华侨、中国留学生和关心中日文化交流的一般市民，几百人的会议厅里坐得满满的，来晚的人只能站在门口旁听，据说是当地演讲会少见的盛况。加藤先生首先热情洋溢的致了欢迎词，介绍了函馆市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情况和我的简历、著述。我接着表示：“这次有机会访问北海道美丽的城市函馆，并向诸位演讲，感到十分荣幸。今天的演讲既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文化学术交流，也是向热情从事中日友好的函馆市民奉献自己的一点心意。”然后我开始讲述罗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到日本来的？他在日本做了什么事？又为什么来到函涫？罗森写的《日本日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其中如何描写函馆？这些可能都是听众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听得很入神，还不时发出“啊！”的惊叹声。我着重介绍了罗森在箱馆如何与当地日本官吏、文人、僧人交往，唱和诗歌，并为他们题字、写扇面，至今函馆松前城资料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罗森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当谈到罗森在《日本日记》中描写函馆“港垣宽旷，海阔山朝。”“房屋较下田而壮丽”“风俗尚正”。还叙述“此处土产鹿皮、鲍鱼、昆布、白糖、茶叶等项，食物丰美于下田”时，听众们都很高兴。估计当年罗森在函馆还买了些漆器、鲍鱼、海带等土产回中国。据大石先生考证，函馆开港后，1859年广东商人陈玉松就是拿着罗森带回的样品来函馆购买海带的。最后我还希望和函馆的日本朋友共同为促进中日友好与加强两国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而努力。逢见谷先生为讲演作了出色准确的翻译。佐渡谷先生则把整个讲演过程录了相。为了加强效果，细心周到的加藤先生还在讲台旁放了一幅罗森的画像。演讲以后又回答了一些与会者的提问。一位北海道大学副教授问到罗森对日本武士的看法。我根据《日本日记》说明罗森肯定日本武士的“尚文兼尚致”，称许日本取士不拘读四书五经，而“文、武、艺身、言皆取”。还赞扬相扑力士的表演，“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最后大石先生又作了总结和闭会词。会后一些日本朋友和中国留学生上前攀谈。一位年轻开朗的台湾女学生说听了王先生的讲演非常佩服，感想难以用言语形容。我赶紧表示“过奖了”。

讲演会结束后，函馆华侨总会在东海饭店举行了丰盛的接风晚宴。宴会上，函馆华侨总会会长陈上梅先生讲话，深情地谈了函馆华侨怀念祖国的赤子之情。我也赞扬了函馆华侨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他们为中日友好交流所起的桥梁作用，并希望他们有机会回祖国观光，并欢迎他们的子弟回国上学。宴会后就去欣赏函馆夜景。我在东京时就听说函馆的夜景号称与意大利那玻里、香港并列的世界三处最美的夜景。而函馆人更自豪地认为本地夜景堪称世界之最。我起初还有点怀疑他们自吹自擂，当登上海拔335米的函馆山顶的展望台，举目望去，果然名不虚传，美不胜收，确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绝妙夜景。整个函馆市形状象是一只伸进海里的大铁锚，而这座函馆山恰在铁锚的尖端。登高眺望，整个铁锚象是镶满了珍珠宝石，光彩夺目，加上港湾两边码头与众多船只上的灯火，组成了银光闪烁，色彩斑斓的世界。我简直陶醉在这幅神奇美妙的图画之中，流连忘返了。夜里回到旅馆，逢见谷先生和几位促进会的日本朋友又来拜访。他们不久前刚去敦煌旅游过，谈起来兴高彩烈，神采飞扬。他们认为敦煌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决不能受到损害”，并表示要发起募捐保护敦煌文物，那种热爱中国文化的情谊令人感动。我也介绍了敦煌的历史，说明只有国家独立富强才能保护自己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还谈到中国的宗教政策，东方艺术等问题。大家又到楼上酒巴欢快畅谈，频频干杯，直至深夜。我虽然觉得有些疲倦，但仍然精神振奋，深深感到这种民间自由无拘束的交谈，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友好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天主要是参观函馆的历史遗址和进行学术交流。首先参观了“明治馆”，这是现存较早较典型的明治时代建筑物，原是北海道最早的邮政局。又看了培里上陆会谈处，幕末开国与明治时代的西洋人墓地及中国人墓地（中华山庄）。我特别对1984年树立的那根罗森来函馆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柱感兴趣，并在此摄影留念。旁边那棵青松据说是中国驻北海道总领事馆特地从中国长白山运来栽种的。然后我们到了函馆华侨总会的中华会馆。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关帝庙，建于1909年，当时特地从中国请来技师工匠，完全以中国的传统工艺设计建造的。函馆的华侨虽然人数远不及横滨、神户、长崎等地多，但这座中华会馆却是全日本最好的一座，也是全日本唯一原原本本地保留着当时建筑风格的纯中国式砖瓦建筑物。近年经过重新油漆粉刷，更是金碧辉煌，光彩照人。会馆里有中国人普遍崇敬的关羽塑像、画像、刻铭、匾额，还有何香凝等现代著名人士的书画、题词。陈上梅会长亲自陪我参观了会馆内函馆华侨历史陈列，其中也有关于罗森的记载。我也赠送了自己编的收有罗森《日本日记》的《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一书。我和加藤、大石两位先生在会馆休息厅里就罗森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交流。

第二日下午又参观了函馆市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最初在1879年开馆，是日本最早的地方博物馆。馆藏的各种考古文物和民族、美术展品很丰富。尤其是藏品中有在函馆志苔馆附近发现的近百种三十多万枚铜钱，其中有大量中国唐宋时代的铜钱，这些铜钱究竟是如何运到这里来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博物馆里有一门刻着光绪七年（1881年）中国金陵机械局制造的大炮也引起了我的兴趣，热心的博物馆研究员立即为我做了拓本。函馆博物馆的馆名是中国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所题，我感到奇怪。听加纳裕之馆长介绍原来这里还有一段关于张大千的轶事。据说当年张大千要到敦煌临摹壁画缺乏经费，有一位日本人和田慷概相助。可是以后张大千到处寻找一直不知和田去处，原来他住在函馆。直到和田去世，张大千才打听到，急忙赶到函馆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为函馆博物馆题了馆名匾。这不又是一段日文化交流的佳话吗？接着又参观了函馆市图书馆，看到了馆藏的各种有关罗森史料记载。如《亚墨利加一条写》等珍贵史料，还有明治时代主治本等中国文人在函馆的赋诗题字和活动的报道，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晚上陈上梅先生的弟弟陈有渠先生请我吃饭。他在北海道大学医学部毕业以后，在函馆办了一家内科医院，自任院长。陈有渠先生十分热情豪爽，也是一见如故，天南海北地畅谈，尽兴而归。

在函馆的最后一天参观了著名的五棱郭史迹馆。这是1868年明治维新时，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杨率旧幕府军与明治政府军进行最后决战，即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箱馆战争”的战场。函馆市议员，五棱郭建设委员长工藤光雄先生亲自陪我登上特建的瞭望塔，从塔上可以看到呈五龟星形的五棱郭古城堡的全景。这个城堡及其防御工事体系的设计极为别致，设计者是幕末著名洋学家武田斐三郎，吸收了西方军事建筑艺术风格，也是东西文化结合的结晶。中央是箱馆奉行所，周围有城墙，墙外有护城河。在五棱形城郭范围内，从任何方向进攻的敌人，都会遭到城堡上交叉火力的打击。通过激战，明治政府军终于包围了五棱郭，迫使榎本武扬投降，结束了戊辰战争中幕府势力的最后抵抗。榎本武扬被俘出狱后仍受到明治政府的重用，曾担任北海道开拓使，海军卿以至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等要职，并授以子爵爵位，这大概也是明治政府用人的高明之处吧。现在五棱郭史迹馆里还陈列着当年战场的沙盘模型，许多门大炮和战争的各种遗物，还有榎本在兵败前悲怆的题诗：“成败兵家事，何须苛论诗”。

在函馆访问的三天时间很快过去了，临别之夜，函馆日中文化交流促进会在华侨张仁忠先生的福清楼饭店举行了欢送宴会。席间我与当地日本朋友及侨胞痛饮美酒畅叙友情，欢谈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前景。大家一致认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应该由中日两国研究者共同合作深入研究，才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宴会后又与在函馆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学习的四位中国留学生座谈，尽情谈论国内外形势和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告别函馆的时候到了，热情的加藤、大石、逢见谷、佐渡谷等日本朋友一直送我到机场。在候机室里又接着谈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等问题，直到该上飞机了，才不得不依依惜别，耳边远远还传来“再见”！“一路平安！”的喊声。

函馆之行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但是每当我翻开这本相册，见到墙上挂着的加藤先生临别赠送的阿伊努老人头像木雕；或者重读北海道新闻关于我访函演讲的报道及大石圭一教授的新著《昆布之道》，（其中有一章是罗森与昆布，并且专门有一节题为“北京大学的王晓秋氏”）；或者重放佐渡谷安津雄先生拍摄的那盘录相带……函馆三日间那一幕幕真挚亲切感人的景象及朋友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我提笔写下了这篇回忆的短文，以表示对曾在函馆市热情接待过我的所有的日本朋友、华侨同胞和中国留学生们的衷心感谢，并记录下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则小小的剪影，同时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赴函馆，重叙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