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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发掘了一座商代铜器墓，出土一批商代铜器。这是在北方地区目前所发现的一座随葬青铜礼器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商代铜器墓。这一发现，对研究商代青铜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原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是很有意义的。现着重就此墓的年代谈点个人的看法。
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形制不大，估计宽2米多。但墓内随葬品丰富，主要有精美的青铜器，有金器和玉器。
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和铜饰品三类。其中礼器有方鼎、圆鼎、鬲、甗、爵、斝、提梁卣、罍、瓿、盉、盘等10种器物共16件，圆鼎最多有3件，其次为方鼎、盉、盘，均各2件，其余均为1件。兵器有铁刃铜钺1件。铜饰品有人面形饰、铜泡和当卢等，其中人面形饰就有5件，数量不少，铜泡有6件，为动物形饰。
金器有臂钏2件，玉环1件和笄1件等装饰品，还有一些金箔残片。玉器有斧、柄、璜等。还有绿松石珠。
此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其形制和花纹特征与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作风基本相同，据可以断定此墓的时代属商代。但墓内的随葬品中还有金器，这是中原夏商时代墓的随葬品中不见的，而在北方地区分布的相当于商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则有金器随葬的发现。尤其刘家河商代墓随葬的金耳环，与北京昌平雪山、河北唐山小官庄、北京房山刘李店和辽宁敖旗大甸子等地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中随葬的金、铜耳环的形制相似，
刘家河商代墓的墓主，有一批青铜礼器随葬，并有金器、玉器。尤其是随葬的铜礼器中种类还比较多，亦比较全，有10种器物之多，而且随葬的鼎就达5件，其中方鼎2件、圆鼎3件，各类器物亦比较精美。在随葬的铜兵器中，则有象征统治权力的铁刃铜钺。由此看来，墓的墓主，应该是商代北方地区聚居部族的一位奴隶主贵族，其身份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此墓的埋葬年代，发掘者根据随葬的青铜礼器特征，与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期铜器接近，与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的商代铜器群相差不远，推定此墓的年代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期，属商代中期，其下限年代不会晚于殷墟文化一期。
依笔者看来，刘家河商代墓随葬的一批铜礼器，其形制和花纹特征，有不少与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期的作风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可以这样说，刘家河商代墓随葬的铜礼器，其形制和花纹作风，没有一件器物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期铜器完全相同，只是在器物种类的形制上有相似之处，在花纹装饰上也有些与二里岗上层期铜器的花纹装饰比较接近，比较明显的是有器物饰饕餮纹，上下界以连珠纹的作风，就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期铜器花纹的作风接近。
从这批铜礼器的形制和花纹特征看来，年代有早、晚的不同。在这16件铜礼器中，依期形制和花纹作风大致可分三组：A组铜器的形制与花纹作风，与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期铜器近，年代较早；B组铜器与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期铜器作风有些相似，其年代较晚；C组铜器与安阳殷墟早期铜器比较接近，年代最晚。
A组铜器有鬲、分裆袋足盉和工式矮圈足盘等器物。鬲的形制为敛口折沿，腹和袋足较胖，花纹装饰简单，口沿下饰弦纹两周，腹与袋足部饰双道人字纹。此鬲的形制与二里岗下层铜鬲的作风有所不同，二里岗下层的铜鬲，腹和袋足较瘦高。但此鬲的腹和袋足部饰双道人字弦纹的作风一则与二里岗下层铜鬲的花纹作风相同。
分裆袋足盉的形制为器体作分裆袋足，封口，顶部隆起并附有一圆筒状流，腹部饰饕餮纹，上下界以连珠纹。此盉的形制与郑州二里岗下层的C8T166196所出铜盉相似，唯二里岗下层的分裆袋足盉腹多饰弦纹。
工式矮圈足盘的形制为窄沿外折平底，外壁饰弦纹二周，其形制与二里岗下层的盘相似。
上述三种器物的形制和花纹作风，与郑州二里岗下层期铜器作风接近，其年代应与二里岗下层相当或偏晚。
B组器物有小方鼎、兽面纹圆鼎、罍和提梁卣等。
小方鼎2件，形制大体相同。长方形，口沿外折，深腹平底，锥状实足，腹饰云雷纹，上下界以连珠纹。此鼎的形制和花纹作风，虽然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期的方鼎有些相似，但并不全相同。郑州二里岗上层期的方鼎，形制均为近方形斗腹，腹较深，圆柱形足，腹壁四边饰乳钉纹，腹上部饰一周带状饕餮纹。长方形的方鼎，与殷墟方鼎的形制比较接近，但殷墟方鼎较浅。刘家河商代墓出的方鼎，其形制与殷墟方鼎接近，而饰云雷纹，上下界以连珠纹的作风则与二里岗上层期的铜器花纹比较接近，因此，此鼎的特征和作风，可以说是介与二里岗层期与殷墟方鼎的特征和作风。
兽面纹圆鼎的形制为敛口折沿，深腹圜底，腹饰饕餮纹。此鼎的形制与二里岗上层期圆鼎相比有所不同，鼎腹较圆鼓，足短粗。二里岗上层的圆鼎，腹壁近直，腹较深，鼎足细长较尖。但鼎腹饰饕餮纹的作风比较接近。不过二里岗上层的兽面纹鼎，一般是在腹上部饰一带状饕餮纹，而此鼎的花纹比较繁褥，鼎腹几乎都布有花纹，其年代应晚于二里岗上层期。
罍的形制为敛口方唇，短颈折肩，腹圆鼓。通体饰花纹，其中颈饰弦纹，肩饰目雷纹，且上附三羊首立体花纹，腹饰饕餮纹一圈足饰对角云雷纹，并有十字镂孔。其形制和花纹作风与州白家庄（C8M3：9）之罍的作风比较接近。
提梁卣的形制为小口长颈，折肩鼓腹，腹圆鼓。通体饰有花纹，肩部饰象纹，腹饰饕餮纹，上下界以连珠纹。圈足饰弦纹和十字镂孔。此卣的形制与二里岗上层的提梁卣形制不同，后者体呈椭圆形，无肩，与湖北盘龙城PL2M1：9的提梁卣的形制比较接近。但腹饰饕餮纹，上下界以连珠纹的作风，则与二里岗上层的铜器花纹接近。其形制长颈，折肩圆鼓腹的作风，安阳殷墟的提梁卣作风亦有些接近。
从上述几种器物的特征和作风看来，有的与郑州白家庄期铜器作风接近，有的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与殷墟早期铜器的过渡形态特征，因此，B组器物的年代应晚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期，或为二里岗上层期偏晚。
C组铜器有甗、弦纹鼎、爵、斝、瓿等。
甗的形制为折沿，大口深腹，分裆袋足。花纹简单，口沿下饰弦纹两周，袋足饰双线人字纹。郑州出土的二里岗期铜器中，未见有甗，陶器则有见。在湖北盘龙城出土的二里岗期器中则有甗，这说明在二里岗期的铜礼器中有甗。但是，此甗的形制和花纹作风，与安阳三家庄出土的（三家庄j1：5）殷墟早期铜甗非常相似，其年代据分期为殷墟文化一期。
弦纹圆鼎的形制为折沿深腹，圜底近平，锥状足。花纹简单，只在器腹饰弦纹两周。鼎的形制和花纹，都与二里岗期的圆鼎作风不同。二里岗期的圆鼎，腹壁近直，腹亦较凸，器腹多饰一周带状饕餮纹。刘家河商代墓出的弦纹圆鼎，形制和花纹亦与安阳三家庄出土的殷早期弦纹圆鼎（三家庄j1：4）相似，
爵的形制为圆筒形体，圜底，三棱尖足。腹饰饕餮纹两组。此爵的纽柱较大和呈卵形腹的作风，年代较晚。有人认为它的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第五段第18组。
提梁盉的形制为长颈，圆鼓腹，三足，有一绦状提梁，肩部附一圆柱形流。提梁盉在郑州和湖北盘龙城的二里岗期铜器中均未见。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有一件，
斝的形制为侈口深腹，平底微凹，尖足颈腹均饰饕餮纹。此斝的特征与郑州白家庄出C8M2：7）斝接近，但其柱纽较大，三足断面呈“T”形。其年代大体为殷墟一期。
瓿的形制为折沿方唇，圆肩深腹，平底圈足。花纹繁褥精美，颈饰弦纹，肩饰目雷纹，腹饰饕餮纹，足饰雷纹。在郑州二里岗期铜器中未见瓿，在湖北盘龙城出土的二里岗期铜器中则有瓿，在殷墟文化中亦出有铜瓿。此瓿的形制和花纹作风，与湖北黄州下窑嘴商墓
根据C组铜器的形制和花纹特征与殷墟早期接近和相似，其年代应与殷墟早期相当。
此外，兵器中的铁刃铜钺，则与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相似。
刘家河商代铜器墓随葬的一批铜器其年代虽有早有晚，但墓的年代，当依据年代最晚的铜器而定。依据随葬的铜礼器中，年代最晚的与殷墟一期相当，有的可能还偏晚，因此，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年代，应为殷墟早期。
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发现，对研究商代中原与北方地区的联系和文化交流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北方地区发现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刘家河商代铜器墓，是在北方地区目前所发现的一座随葬铜器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墓，因此是研究商代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联系与交流最重要的一批资料。从刘家河商代铜墓的墓主，随葬有一套商代铜礼器说明，商代中原与北方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政治上，北方的奴隶主贵族，基本上是仿效中原商王朝的礼制。
商代北方地区出现的青铜文化，无疑是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刘家河商代墓出土的一批青铜礼器，具有浓郁的商代中原青铜礼器的作风，这就充分说明北方地区在商代出现的青铜文化是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产生的，这种影响最早发生在早商时期。
但是，刘家河商代墓出土的青铜器，究竟是直接来自中原，还是当地所铸造的？
从刘家河商代墓出土的铜礼器看来，基本上都具有中原青铜器的作风，但也有个别铜器与中原的铜礼器有别，如提梁卣的形制就比较特殊，二件铜盘的花纹亦比较特殊，其中工式盘的内壁有三组鸟首鱼尾纹，Ⅱ式盘内中心有涡纹及连珠纹组成的龟形图案，内壁亦有鱼纹三组，盘沿还有左右对立的鸟形柱。这种特殊的器物形制和花纹装饰，很可能就具有地方特色。此外，此墓出土的人面形铜饰和蛙形铜饰，则比较明显地也表现出具有地方特色。
根据以上的分析，刘家河商代墓出土的青铜器，其中礼器有的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中原，可能是商王朝对北方奴隶主贵族的馈赠，有的则可能是当地所铸造，如具有地方特点花纹装饰的铜盘，可能就是当地的产品。人面形铜饰和铜泡以及铁刃铜钺等，亦应是当地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