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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发掘的商代墓葬
这座墓葬的北半部因挖水塘而遭到破坏，南半部则压在大路之下而得以保留，这使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其形制与规模。
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它的长度估计为2.6米，南北向，有二层台。随葬的青铜器多置于南端的二层台上，金饰、玉饰、铜人面饰、铁刃铜钺等出自墓的底部。所出的17件青铜礼器中，有16件是容器，另一件是铁刃铜钺。有关资料报导后，一时震动了学术界。人们对它的年代、性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有人将它定为二里冈期中商遗存，有人以为是晚商的殷墟早期；有人认为此墓的随葬品中有些具北方特色，有人则说是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等等。同时，对铁刃铜钺中的铁质部分是人工冶铁还是陨铁也有争议。
如今，20余年过去了。各地又发现了不少商代遗存，出土了一批批新资料。由于有了更多资料可供我们进行比较研究，因而有助于我们对刘家河商墓的年代与出土铜器相关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探讨。
刘家河商墓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包括：小方鼎、兽面纹鼎、盘、盉各2件、弦纹鼎、鬲、甗、卣、瓿、三羊罍、斝、爵各1件。这里，先就这批铜器与已知年代的同类器进行比对与分析，以便对墓葬的年代作一推断。
（1）云纹小方鼎有两件，它们的形制、花纹甚为一致，应是一对。有一件已残，另一件完整的方鼎，通高14.2厘米，口长11、宽8.7厘米。鼎口沿外折，两侧有立耳，器底下四个圆锥足。腹部饰一周云纹，云纹上下各有一周小圆圈纹。
目前出土的早期铜方鼎数量不多，可供比较的有1974年于郑州杜岭窖藏坑中出土的大方鼎两件，1982年在郑州向阳食品厂窖藏坑中出土的两件，1997年在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坑中出土的四件
郑州出土的方鼎，被定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2）兽面纹圆鼎，二件，形制纹饰基本一致，通高18厘米、口径14厘米。双立耳，敛口，外折沿，圆鼓腹，圜底，下有三个中空的圆锥足。上腹饰兽面纹。其中，一件鼎的内腹底铸一阳文“龟”字。
这两件鼎和1973～1974年在河北藁城台西M1：2、M79：1出土的两件圆鼎的形制比较接近，惟后者腹饰三道平行弦纹，有所不同。M1：2这件圆鼎的腹部较深，M79：1的那件相对较浅
（3）弦纹圆鼎，口微残，通高16.2厘米、口径14.5厘米。口微敛，外折沿，双立耳，圆腹，腹壁较直。圜底，三圆柱足较短。上腹饰三周平行凸弦纹。
这一件圆鼎与上两件圆鼎的形制有些差异，与建国前在殷墟小屯发掘的M333、M388出土的圆鼎相比，无论形制、纹饰、大小都很相近
（4）平行人字纹鬲，通高15.2厘米、口径17.1厘米。侈口，折沿，双立耳，分裆，三袋足下为三个锥状足，袋足上饰平行人字纹。
和这件鬲的形制相近的同类器，在1955年发掘的白家庄M3中出土过，被定为二里岗上层时期
（5）弦纹甗，通高31厘米，口径22厘米。侈口、外折沿，双耳立于沿上。甑、鬲合铸一体，三袋足下为尖锥状足。口沿下饰平行凸弦纹，袋足上为平行人字纹。
1964年安阳殷墟三家庄出土一件甗，与此器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也相近
（6）封口袋足盉，通高18厘米。顶部隆起，下部与鬲口相合。上有长方形口和圆筒状流，流两侧有圆形饰物。下为鬲形三袋足。体侧有扁平丁字形鋬，腰部饰兽面纹和小圆圈纹。
盉形器在二里头文化中有见，其鋈为扁平半圆形。郑州出土的商代盉形器除有扁平半圆形鋬外，已出现丁字形鋬。此盉与郑州出土者更接近，年代也应相去不远。
另外，盘龙城李家咀M2出土的盉与此盉相同
（7）小口壶形三足盉，高20厘米、小口、长颈、圆鼓腹下有三圆锥形足，上腹部有一短流。有绳索状提粱，用链与盖钮相连。口下饰凸弦纹两周，余为素面。此类盉少见。
（8）小口壶形卣，残高22厘米、腹径16厘米。小口、长颈、圆鼓腹、绳索状提粱。无流、有圈足。口下饰平行凸弦纹，腹部饰兽面纹和小圆圈纹。
1974年盘龙城出土过一件卣与此器形制相同、大小相近，被定为“二里岗时期”
这类壶形卣在殷墟妇好墓中也有出土，腹部扁鼓。此器与之相比，腹部圆鼓成球状，有所差别。或体现了其间有年代早晚之别。
（9）盘两件，一件窄沿外折，腹稍深，矮圈足。口下饰两道平行弦纹，高9.5厘米、口径25.5厘米。盘之内壁有鱼纹三组，中央有圆涡纹及小圆圈纹。另一件为宽沿外折，腹稍浅。高20.5厘米、口径38.8厘米。盘内壁有鱼纹三组，中央有圆涡纹及圆点纹组成的龟形图案，口沿上有一对立鸟，二鸟立姿应为同向，修复时改为相向而立。圈足较高，有长方形镂空。
第一件铜盘的形制、纹饰与战前小屯发掘的M232出土的铜盘相同，有文章指出M232属“殷墟一期”之遗存
第二件有立鸟之盘，在妇好墓和大洋洲商墓
（10）瓿，通高20厘米、口径19.3厘米。敛口，外折方唇，圆肩、深腹，平底、圈足。颈饰两道平行弦纹。肩饰目云纹，腹饰兽面纹，圈足饰雷纹，有方形镂空。
此瓿的形制与郑州人民公园、藁城台西第二期墓中出土的瓿相似。前者被定为人民公园一期。安金槐先生依陶器所作的分析，论为人民公园一期约与大司空村一期相当。说明此类铜瓿存在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
（11）铜爵，通高16.1厘米、流尾之长14厘米。体呈圆筒形，圜底，三尖棱足，口沿上有菌状矮柱，扁平鏊，腹部饰兽面纹。
此爵的形制与二里冈期同类器中多平底的作风有明显差异，却与河北藁城台西35号墓出土的一件爵相同，后者被定为“藁城台西第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于邢台曹演庄下层或殷墟早期文化的前段”
（12）兽面纹斝，口部残，侈口、双腹，平底微凸，扁平鋬。口沿上有菌状双柱，底下三条截面T字形尖足。腹饰兽面纹。
与此斝形制、花纹相同的，有建国前小屯发掘的M388和M232出土的斝。这两座墓被定为属“殷墟一期”之遗存。
（13）铁刃铜钺，刃部残损，长方形，两侧有阑。长约8.4厘米，阑长5厘米。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的一座商代墓中出过一件
就形制而言，盘龙城楼子湾M4出土一件铜钺，李家咀M2出土了两件铜钺。其中，李家咀M2的钺中有一件与楼子湾M4的相同，另一件稍短，其形制接近“亚启”钺。郑州也出过三件钺，均属人民公园一期。其中有一件是长方形，与刘家河所出之钺一致。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刘家河商墓的出土铜器，与郑州二里岗商中期的同类器虽然具备某些共性，但有些铜器的形制特点，与殷墟第一期的遗存比较一致。按考古断代的通例，由年代最晚之遗物断定该墓之年代，则将刘家河商墓的年代推断为殷墟一期遗存是比较合适的。
刘家河商墓发现至今已近30年了。但在北京及其附近，像这样出土有17件铜器的商代墓葬，至今见于报道的仍此一座；在长城南北地区也未见有比它更大的商代墓葬见于报导。因此，人们对刘家河商墓给予极大的关注，是很正常的。
若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墓葬相比，刘家河商墓的规模，只能算作中型墓葬，但对商王国而言，北京平谷已处于商的周边地区，因此，在这里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就商的周边地区而言，类似的商墓陆续发现了一些，其中有些墓的形制、规模，可以与刘家河商墓相比。例如，湖北黄陂李家咀1、2号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等，与刘家河商墓就有不少相似之处。李家咀2号墓长3.77米、宽3.4米，椁室长2.78米、宽2.02米，比刘家河商墓略大一些，出土青铜礼器23件，包括鼎、鬲、甗、簋、盘、盉、罍、斝、爵、觚等。另外，还有戈、矛、刀、钺等兵器及工具、玉器等等。该墓的地点距盘龙城遗址不远，故被认为很可能是盘龙城的最高奴隶主贵族墓葬。新干大洋洲商墓位于沙滩之上，墓边不清，但从随葬品的范围可知，比刘家河商墓略大。该墓随葬青铜器礼器48件，包括鼎、鬲、甗、豆、卣、壶、盘、罍、瓿、瓚等。另外，还有戈、矛、刀、戟、钺等兵器及工具、玉器等等。它的附近有一牛头城遗址。此墓被认为是商晚期在今江西清江地区的“方伯”一类奴隶主大贵族的墓葬。刘家河商墓与这两座墓相比，其大小、随葬品的多少等有所差异，但其形制、规模及随葬品组合所反映的等级，它与这两座墓的墓主人当属同一等级的权贵，可能都是商代方国的首领。由于他们拥有很大权力，占有大量财富，因而都是奴隶主大贵族的身份。
如果这一推断无误，那么刘家河商墓附近应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遗址，或许还有城垣、宫殿等重要遗迹也未可知。这是值得作进一步调查与探寻而搞清的。
此墓除了有青铜礼器出土，尚有黄金制作的臂钏、耳环、笄子等饰品。这在中原地区的商代墓中不见，但辽宁、内蒙、河北的夏家店下层墓中出土的金、铜耳环，与此颇为接近。所以，这些金器在墓中出现，反映了北方地区青铜时代墓葬的一些特点，很值得注意。
此外，墓中出土的玉斧、玉璜、玉柄形饰、绿松石串饰以及铜人面饰等器物，均非一般平民所能用的珍贵物品。它们作为随葬品被放入墓穴，且有一定数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拥有相当高贵的身份。
同时，这些随葬物品涉及青铜、白玉等不同种类的工艺制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物品，应是当地工匠所制作。它们的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手工业发展状况。假如与中原地区殷墟一期墓葬的同类随葬品相比，刘家河商墓出土器物的工艺水准并不逊色。若能找到同时期的城址，或许还能发现制作这些物品的手工作坊址。那时，还可对这一地区的手工工艺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原地区的商代墓葬中，经常见到觚与爵匹配的情形。此墓只见爵而不见觚，使人感到颇为奇特。是否因遭到破坏，而有一些铜器流失？现已不可知晓。不过，从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看，随葬器物的组合基本上是完整的。这一情况，对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
就组合而论，墓中出土小方鼎、兽面纹鼎、盘、盉各2件、弦纹鼎、鬲、甗、卣、瓿、三羊罍、斝、爵各1件，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等等，如此丰富的器类集于一墓，是墓主享有高规格待遇的又一标志。其中，方鼎并非一般贵族所能使用。迄今发现的用方鼎随葬的墓葬，均系高级贵族之墓，而这座墓中出现两件成对的方鼎，足见其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青铜钺作为权力的象征，它在墓中出现，也说明死者生前是个握有重权的人物。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今天还难以推断。但这个人生活的时代，与商王盘庚差不多同时，而且很可能是这一地区的某个方国首脑。这就足以吸引我们去探个究竟。因为进一步的探索，有可能将平谷或北京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对这批铜器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典型中原器，也有人认为是早期燕文化。对此，我们以为须作具体分析。
刘家河出土铜器，大多在中原地区的商代墓中能见到相同或相似的同类器，但不能据此而简单地认为是典型的中原商文化。
例如，刘家河商墓所出的小口壶，在殷墟一期的墓中未见，而小口壶形卣在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有见。就其中的一件铜瓿而言，多见于江南地区，尽管在中原商墓中也多次见到。这件瓿，为敛口、外折方唇，园肩、深腹、平底有圈足，肩饰目云纹，腹部饰兽面纹，圈足为雷纹，有镂孔。此器与郑州人民公园出土的一件瓿（同出的还有一盘）极为相似。已有人指出，瓿这种器类原出自南方。因此，刘家河出土的铜瓿，具有南方同类器的特点，很可能自南方引入。
自从琉璃河遗址推定为早期燕国都城以来，燕文化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而吸引人们去进行探讨。我们认为：燕文化当指区别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一种区域性文化。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而言，目前见到的商周时期遗址，其文化内涵并不是很单纯的。有的商代遗址中除了包含有商文化因素外，往往还有土著文化因素和其他外来因素；有些西周遗址中除了周文化因素外，往往还有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及其他外来因素等。因此，琉璃河遗址虽然是个燕国都城，却不能简单地将它的遗存称作燕文化。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王室所封燕侯的封国，其居住者主要是周人。这些人死后，仍按周族的葬俗埋葬，墓地中随葬的器物，主要也是他们常用的传统物品，因此，它主要是周文化因素。同样，刘家河商墓虽然位于平谷，其内涵也不单纯。就多数器物而言，它们与中原商文化有许多共性，但它不是先燕文化。指出这一点诚非没有意义，因为在我们推论其墓主及其族属时，这是基础性的条件。
刘家河商墓周围因未经钻探、发掘，相关情况尚不清楚。十年前，我们和柴晓明同志在柴福善同志的陪同下，曾到平谷作过一次调查，发现平谷县城附近散布有好几个遗址。有的遗址因水土流失，破坏严重，只剩很小一部分，十分可惜。那次也对刘家河商墓周围的地形地貌作了考察。刘家河商墓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的附近会有同时代的墓葬与遗址。刘家河商墓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这里做些工作，一定会有多方面的收获，很可能会找到相关的答案。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做进一步调查与发掘，扩大己有的认识，推进研究的进程。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想法最终未能实施，至今仍感到遗憾。这次来平谷开会，看到大家对刘家河商墓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听说区领导也十分重视，看来这方面的工作条件比过去更有利了。因此，围绕刘家河商墓提出的问题，有目的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相信会有重要收获。这对研究平谷的早期历史，促进平谷的经济，都会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