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的分期工作是进行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下文简称《燕墓》）将所发表的墓葬划分为三期，约略相当于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1182396。在1981～1983年发掘的墓葬资料1182398与1995～1997年发掘的居址资料1182400尚未全面公布的情况下，《燕墓》的分期结论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近日看到印群先生《试析琉璃河遗址商代陶器分期及其殷遗民之来源》（下文简称《分期》）一文，将IM22、IM24，IM26三座陶器墓的年代由西周早期分别改订为殷墟二、三期之交、殷墟四期和殷墟三期，进而指出琉璃河遗址殷遗民的另一个来源是“原来就居于该遗址一带的殷代居民”1182402。2003年7月～12月，笔者有幸参加琉璃河西周居址陶器的整理工作，其间多次观摩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大部分随葬陶器。出于对琉璃河居址和墓葬陶器的切身感受，笔者欲就IM22、IM24、IM26的年代谈谈自己的看法。

图一 《分期》列举的殷墟陶器

印群先生将琉璃河IM22、IM24、IM26与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细致比较（图一），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根据陶器形制的相似性来推断墓葬所属年代。但实际情况是，与ⅠM26：1、IM24：1和IM22：1相似的陶鬲、与IM24：2和IM26：2相似的陶簋、与IM26：3～8及IM24：3相似的陶罐并非仅流行于商代晚期，在西周早期也较为常见1182404。例如张家坡M322：3簋和M322：2罐1182406、M175：5分裆鬲、M175：6簋和M175：1、2罐1182408、周原ⅠA1M43：1联裆鬲和ⅠA1M43：3罐1182410、天马-曲村M7116：2联裆鬲和M7116：1罐1182412、M6080：46簋和M6080：5罐1182414、M6183：2分裆鬲和M6183：3罐1182416、M6135：5分裆鬲1182418、M6124：4分裆鬲1182420（参见图二）均与上述三座墓随葬的同类器非常相似。张家坡的两座墓分属武成康王时期和昭穆时期1182422，周原ⅠA1M43和天马-曲村五座墓相当于西周早期1182424。殷墟、张家坡、周原和天马-曲村四地出土簋和罐的形制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此类器物到西周早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仅凭它们很难确定遗存所属的具体年代。但陶鬲的情况有所不同。

据笔者观察，ⅠM26：1鬲的裆底外部棱脊尖锐，此种制作手法在张家坡和天马-曲村的西周早中期墓葬1182426中非常普遍。《分期》认为ⅠM26：1鬲与属于殷墟三期的苗圃北地PNM237：1鬲、小屯西地GM253：1鬲以及西区M436：1鬲近似，故而将其年代定在殷墟三期偏早。作为比较对象的三件鬲均为泥质灰陶，联裆，腹部素面或饰一道旋纹。具有类似特征的陶鬲在洛阳西周墓中获得延续发展1182428。由于现有的发掘报告或论文均未提及此类陶鬲的裆部特征，我们暂时无从比较殷墟与琉璃河联裆鬲在制法上的异同。由ⅠM26：1鬲与周原ⅠA1M43：1鬲、天马-曲村M7116：2鬲在造型和制法上的相似性可知，其所属年代应为西周早期。

图二 琉璃河ⅠM26、ⅠM24、ⅠM22与天马-曲村M7116、M6080、M6183、M6135、M6124、张家坡M322、M175、周原ⅠA1M43随葬陶器比较图

IM24：1和1M22：1鬲的显著特征是缘部起榫、分裆1182430，而并非《燕墓》所谓“平裆”。《分期》列举的殷墟陶鬲（即西区M454：2、H153：22、64F1：7）几乎均为“弧裆”，应是受《燕墓》误导所致。通过对M6135：5鬲和M6124：4鬲制作工艺的个案研究，李文杰先生指出，天马-曲村西周墓葬出土的分裆鬲尽管在外形上可以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分裆，但在成型工艺上仍然保持周文化的传统作法。“分裆鬲的外形只是表面现象，而联裆鬲的工艺作法才是本质”1182432。笔者认为琉璃河分裆鬲的制法亦应如此。从而，IM24：1和IM22：1鬲的年代定在西周早期为宜。

我们认为，判断上述三座墓的年代究竟属商代晚期还是西周早期，除了比较随葬陶器的形制和制法外，还必须关注器物组合，因为“组合是一种时代特征的最集中的概括”1182434。琉璃河IM22与陶器共存的几件铜车马器为研究该墓年代提供了一定依据。IM22：7当卢呈犄角形，虽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但仅见于关中西部地区，属先周文化，邹衡先生认为是周式铜器1182436。而殷墟商墓所见当卢似乎均为圆泡形1182438。IM22：22辖属带底板有键型，在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较为常见，与殷墟出土的套头无键式辖1182440明显有别。IM22：10弯月形镳始见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仍有发现1182442，而殷墟墓葬发现的均为方形1182444（图三）。由此可见，IM22的年代必属西周早期无疑。印群先生认为此墓在三座墓中年代最早，那么晚于IM22的IM24和IM26不可能早到商代。

图三 殷墟与琉璃河IM22出土铜车马器比较图

陶觚和陶爵在殷墟商墓中极为常见，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由实用陶觚爵逐渐演变为明器陶觚爵，称陶器系统；另一个是仿铜陶觚爵，称铜器系统1182445。根据现有资料，明器化的陶觚爵似乎仅在殷墟三、四期墓葬中流行，西周时期的墓葬尚未发现；而仿铜陶觚爵在周王朝建立后仍较为常见1182447。截至目前，琉璃河墓葬中无论哪一系统的陶觚爵均未见出土，至少为该遗址不存在相当于殷墟三、四期墓葬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辅证。

综上，既然琉璃河IM22、IM24、IM26出土的陶鬲均属西周早期，IM22共存的几件铜车马器属于周代，并且整个墓地未见随葬陶觚爵的现象，那么此三墓的年代仍应定在西周早期。琉璃河遗址并不存在《分期》所谓的“殷民墓”。

《分期》认为，“随着新资料的发表，关于房山一带的殷民群落已有了线索，例如，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商周第二期遗存，其年代是从商代二里岗上层以后到殷墟三期以前，包括商式假腹豆在内的器物构成了该期的遗存，该遗址商周第三期第一段之AⅡ式簋……是殷墟三期之典型器物”1182449。《镇江营与塔照》仅仅依据FZH1025：5簋1182451（即《分期》提到的AⅡ式簋，与IM24、IM26出土簋相似——笔者注）与殷墟三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将FZH1025、FZH175、FZH1036、FZH1286、FZT0911⑤等单位的年代定在殷墟三期1182453。现在看来证据比较单薄。李伯谦先生曾经指出，这类簋的时代差别常表现在内壁口沿下一周凹弦纹距口部的高低，距口部近者，时代较早，距口部远者，时代较晚1182455。FZH1025：5簋内壁口沿下的凹弦纹与口部的距离明显大于殷墟四期的GT210⑤B：4581182457，可以作为旁证。笔者按照出土单位重新检讨后，把镇江营商周第三、四期遗存的陶器分为三期5段，与琉璃河西周居址陶器的三期5段一一对应，亦即前者的年代上限相当于西周早期1182459。从而，《镇江营与塔照》所定商周第二期遗存的年代下限应改在商代末年。根据文化内涵，此期遗存明显属围坊三期文化范畴，年代与殷墟时期相当1182461。《镇江营与塔照》发表的属于商周第二期遗存的假腹豆共三件，其中只有FTH84：41182463可资判断大致所属年代。FTH84：4假腹豆为敞口，斜直腹，腹外壁有两周手抹旋纹。形制与之近似的有庄窠YZT22⑦：3豆1182465、台西M20：3豆1182467、二里岗C8T9②：36豆1182469等等。庄窠和二里岗出土的豆属二里岗上层期1182471，台西墓葬出土的豆属殷墟一期1182473。与FTH84：4假腹豆共存的鬲（FTH84：21182475）为方唇，折沿，缘部无榫，腹微鼓，高体（图四）。具有类似特征的陶鬲流行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1182477。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商文化的影响范围在二里岗上层至白家庄时期突然膨胀，到殷墟一期又骤然萎缩。北京、蔚县、涞水等地均可见到大量受到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强烈影响的陶器，但在已知的围坊三期文化分布范围内，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商遗存尚未发现（铜器除外）1182479。这种变化与商文化在周边地区的消长是相符的。因而，塔照FTH84出土鬲和假腹豆的年代应属二里岗上层至白家庄时期。由此可见，北京房山一带在殷墟时期并不存在《分期》所谓“殷民群落”的线索，琉璃河遗址的殷遗民只能是从殷商根据地强行迁移而来的。

图四 塔照FTH84与二里岗、台西、庄窠出土同类器比较图